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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森塔爾意識到了新聞編輯部裏的失望心態，他為之心煩意亂。他像他正考察的城市一樣，充滿了沖突和復雜性。他既是進取的又是富有感情的，既是有幹勁的又是溫和的。他急於發動隊伍，為了炒蛋就必須打破蛋，但他不想失去民意和兄弟般的感情，這是多年前只要他在探親假時進入新聞編輯部通過微笑的熟悉的面孔、握手和招呼“嗨，阿貝！”就能感覺到的。羅森塔爾曾是家鄉的一個英雄，在海外做得很好，對底層上來的勤務員和其他年輕人是一個榜樣，是老人們引以自豪的人。他們經常回憶起在嚴厲的羅伯特·加斯特領導下他早期的報道生活。

現在情況不同了。那種曾促成羅森塔爾作為偉大記者的敏感性，現在促成了他作為主任的不幸。但這沒有阻止他的雄心，他仍行使全部權威，做出迅速而嚴厲的決定。但在內心他知道，這樣做不僅對他人，也對他自己產生影響。紐約工作的一個困難在於，他不得不看他使之泄氣的那些人的臉。如果一個一度有特權的高級記者在某個方面被降級，不得不離開他慣常的任務或領域，或者不得不經常重寫他的報道或進行壓縮，那麽羅森塔爾就不得不或遲或早親身介入《紐約時報》的這種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對立。羅森塔爾不能像國際新聞主任或國內新聞主任那樣，能通過電纜或電話和他的記者交流。毫不奇怪，《紐約時報》的一些老兵在羅森塔爾擔任主任的早期就辭職了。羅森塔爾一方面感到高興和寬慰，因為他們寫得不好並缺乏熱情，然而又感覺到悔恨、內疚，因為他們忠誠而且得體地為《紐約時報》服務了多年。

一位年輕的記者羅伯特·戴利文章寫得很好，當他1965年宣布退出《紐約時報》並致力於寫小說和雜志文章的計劃時，羅森塔爾感到非常失望。羅森塔爾相信，戴利是那種能在新聞編輯部的新體制下出人頭地的人。自在歐洲當了幾年體育記者回來後，戴利寫的幾篇文章都是他喜歡的。辦公室裏經常有人決不感到遺憾地說，羅伯特·戴利不愧是比他父親阿瑟·戴利更優秀的體育記者。他父親自1926年起就在這家報紙工作，曾作為《紐約時報》體育專欄作家獲得普利策獎。但羅伯特·戴利決不像他父親那樣依戀《紐約時報》，他決定退出。他相信離開《紐約時報》後自己作為一個作家能有進一步的發展，並且掙更多的錢。於是他成了第一個不受羅森塔爾歡迎的背叛者。羅森塔爾在新聞編輯部裏向戴利說了再見，祝願他好運。戴利離開後，羅森塔爾眼含淚光，躲進了洗手間。

在這些年裏有一個人像羅森塔爾一樣引起了討論和爭議，他就是羅森塔爾一手提拔的助手阿瑟·蓋爾布，一個過分瘦長的像鐵塔一樣的人。蓋爾布和羅森塔爾同齡，他們彼此熟悉多年了。羅森塔爾在海外工作時，蓋爾布從地方報道組被提拔為文化新聞的領導位置，他們經常通信。1960年羅森塔爾獲得普利策獎時，蓋爾布在《時報閑談》上就羅森塔爾寫了一篇幽默文章，羅森塔爾竟一下子理解不了。這篇文章把羅森塔爾描繪成一個勝人一籌的大師，一個敏銳的自我主義者。他在獲得普利策獎後給蓋爾布寫道：“微不足道，但有思想。”這篇文章繼續引用羅森塔爾的另一封信說：“關於波蘭，我不熟悉。我真的不知道。當地人有點傲慢，不說英語。咖喱是惡臭的，但鯡魚卻做得非常好。我們有一個不錯的屋子。偵探開小車跟著我們轉。我們有一只可愛的柯利牧羊犬，叫傑克或喬克或別的什麽。它崇拜我。我們的廚師離開了。我看到了斯蒂文森。他知道我中間名的首字母，知道對所有總統候選人的考驗。”

在某些方面，這篇文章對蓋爾布本人就像羅森塔爾講得一樣多。蓋爾布最後寫道：

我曾和阿貝有過爭吵多次，因為我也有點喜歡略勝一籌，但我只能想起我有兩次領先了。有一次，我不得不使用暴力（這總是一種無可辯駁的事實，因為我比他塊頭大；當他真的使我十分生氣時，例如在某件事情上和我不一致時，我只有用這種辦法了），另一次我不得不承認是我妻子幫助我取勝的。

我不得不把他打倒的那一次，是因為他不理解J.D.塞林格在《紐約客》上刊登的故事的結尾是什麽意思，他要把他荒謬的說法塞給我，並且堅持他是對的。我坐在他的胸脯上，直到他承認我是對的。現在，在文學的事情上他知道最好不要和我發生矛盾。

還有一次，我必須得向他徹底地證明，對於某些事情過於固執的做法是愚蠢的。我和妻子有一次順便去拜訪了阿貝和他的妻子，安——一個洋娃娃，如果真的有活人洋娃娃存在的話——當時非常晚，我們買了一個小小的奶油蛋糕，帶著去他家配著咖啡吃，但是後來我們決定喝蘇格蘭威士忌，不喝咖啡，而阿貝說我們得把奶油蛋糕帶回去。我們拒絕了。我們正要上電梯離開時，阿貝把裝著奶油蛋糕的盒子扔給了我們，但是，眨眼間，電梯門要關上時，我把盒子又扔給了他。羅森塔爾夫婦住在二樓，電梯的運行速度非常緩慢。我們到達大廳時，看門人把盒子遞給了我們，阿貝拿著它跑著下了樓。你聽說過這麽固執的人嗎？我們不得不拿著，當然，但是我們一到家，就叫了一個西聯匯款的送信人，直接把盒子又送回了羅森塔爾夫婦。（這塊40美分的奶油蛋糕現在又附加上了3美元的價值，但它關乎一個道德問題。）接下來的一兩天我們什麽消息都沒得到，但是這塊蛋糕切成的片開始一片接著一片裝在信封裏寄到了我家，而且在接下來的幾星期中，只要有阿貝和我的共同朋友，像伯尼·卡爾布或者哈爾·法伯爾，來我家，他都會拿來一片蛋糕，還帶著阿貝的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