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第2/2頁）

自本書1969年第一次出版以來的歲月裏，我同《紐約時報》的大多數高層編輯和家族控股人保持著接觸。我注意到在最後幾章指出的許多趨勢已經充分實現了。例如，A.H.羅森塔爾，本書清晰地描述了他的上升過程，他和業主阿瑟·奧克斯（龐奇）·蘇茲貝格的私人關系，在第20章描述的倒黴的格林菲爾德事件期間實際上加深了這種關系，他在70年代成了總編輯，最終剝奪了華盛頓分社在賴斯頓和他的前任阿瑟·克羅克的有力領導下形成的自主權。

隨著羅森塔爾的上升，他最親密的同事和朋友也在紐約的等級機構裏得到了提拔：阿瑟·蓋爾布，一度是羅森塔爾在紐約組的助手，現在被任命為副主編；另一個頗受羅森塔爾稱贊的人，以前的記者和國際新聞主任西摩·托平，在羅森塔爾手下擔任主編。湯姆·威克和馬克斯·弗蘭克爾，賴斯頓的兩個60年代的門生和他的華盛頓分社社長職位的接班人，70年代都在紐約總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威克是主編助理和政治專欄作家，弗蘭克爾在約翰·奧凱斯退休後成了社論版主任），在新聞部或星期天版部沒有人能向羅森塔爾的權威挑戰了，賴斯頓本人也不能。1969年後他的主編職權並沒有在職業的意義上得到很大的實現。在70年代後期接近退休年齡，他在華盛頓更幸福地把他在《紐約時報》的大部分精力用於寫作他的頗受讀者歡迎的專欄文章。

羅森塔爾對龐奇·蘇茲貝格影響越來越大的標志，是他能夠使1968年由於賴斯頓的反對而辭職的詹姆斯·L.格林菲爾德重新回到報社。在使格林菲爾德陷入1968年的華盛頓慘敗之後，蘇茲貝格和羅森塔爾都覺得對他有一種責任感。正如本書的最後一章注意到的，格林菲爾德在辭職後仍然同蘇茲貝格和羅森塔爾保持著私人關系。在重新加入《紐約時報》後不久，格林菲爾德成了國際新聞主任，後來又成了主編助理。

克利夫頓·丹尼爾，我在《王國與權力》的開頭幾章對他做了突出的描寫，但他是很難和龐奇·蘇茲貝格相容的，不得不把他在三層的大辦公室騰給了羅森塔爾，最終搬到華盛頓當了分社社長。而在紐約看來，丹尼爾從馬克斯·弗蘭克爾手裏接過的分社，比威克負責時更協調，更勤奮（分社的一個成員尼爾·希恩把五角大樓秘密的文件帶給紐約，寫出了關於美國對越南的軍事介入的曝光性文章，1972年為《紐約時報》獲得了一枚普利策獎），這一業績很快就因《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博·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驚人的水門事件獨家報道而黯然失色，那一系列報道導致了尼克松政府的垮台。

在有效地指導分社經過福特總統的平淡的幾年進入卡特總統的溫和說教的時代後，丹尼爾在70年代末退休了。羅森塔爾為這個位置任命了一個傑出的記者叫作赫德裏克·史密斯。1974年，史密斯因其發自莫斯科的報道而獲得了普利策獎。

但管理者的更替和變化著的編輯頭銜，經過70年代繼續到了80年代，只具有轉瞬即逝的重要性。到80年代末，“羅森塔爾”、“托平”、“蓋爾布”和“格林菲爾德”等人的名字也列到了退休名單上，開始在刊頭上被更年輕的《紐約時報》人所取代，這些人又帶著這家報紙過了又一代——這些人有約瑟夫·萊利維爾德，一個獲得過普利策獎的記者，他在1990年升任主編，標志著他最終成為總編輯馬克斯·弗蘭克爾的繼承者；弗蘭克爾在80年代末從十層的社論部下到三層的新聞編輯部，接替了65歲的羅森塔爾；羅森塔爾自賴斯頓在70年代回到華盛頓以來一直管理著這家報紙。在90年代的刊頭上還有新任命的主編助理如沃倫·霍格和卡羅琳·李、戴維·R.瓊斯、約翰·M.李和阿倫·M.西加爾，但報社真正的持久的權力像以前一樣，仍然掌握在擁有它的家族手裏。

正如我在本書的作者的話中所表明的，1992年1月上升到高層的最後一個家族成員是龐奇·蘇茲貝格的兒子，40歲的小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他結了婚，有兩個孩子。這名業主將貢獻他的時間，維護家族財富，最終還會被奧克斯的其他後裔所取代……為了在21世紀盡最大力量在一個機構裏繼續保持新聞的至上性和經濟上的贏利，正如我以前所考察的那樣，就要像一棵根深蒂固然而又靈活的大樹，每天從左到右、從右到左搖擺，在搖掉了它的衰老的舊葉子後進行調整，保持四季茂盛。

蓋伊·特立斯

1992年於紐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