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八九章 靈濟宮（下）

沈默是不反王學的，相反，他他很清楚，陽明心學乃是打破程朱理學對人們思想禁錮的最佳利器，是這個時代思想變革、社會革新的最佳助推器。這種信心不是來自主觀臆斷，而是他知道後世每一次社會變革之前，必然會掀起陽明心學的熱潮，中國的戊戌變法、五四運動，乃至日本的明治維新，全都是革新派人士與傳統官學相抗衡的力量源泉，這不是偶然，而是因為陽明心學有著反對禁錮、解放思想、追求自我的現實意義。

在心學興起以前，國朝的社會思想，是程朱理學一統江山。而程朱理學的核心思想，是將綱常天理化，把‘三綱五常’當作世界的本體，要人們以此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和自身行動的準則。受這種綱常名教的束縛，在一百多年時間裏，社會等級森嚴、異常沉悶，人們受到沉重的精神壓迫，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學術上的空疏、道德上的虛偽，乃至對整個社會的禁錮。

而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初衷雖然和程朱理學一樣，都是為了以倫理道德來規範人們的思想行為，但他所提倡的‘良知’畢竟是發自主體內心的道德意識，從而否認了用外在規範……也就是三綱五常……來管‘心’禁‘欲’，這種強調自我，主張以自家的‘心’去認知外間事物的學說，無疑是‘滅人欲、從天理’的程朱學術的死對頭，在解放思想，張揚人性的作用方面，甚至要比西方早些時候發生的文藝復興，更加徹底和堅決的弘揚了人文精神。

這對社會進步有何重要作用呢？首先，心學強調自我認識，重視人的價值，就是提倡以人為本，反對封建禮教對人性的壓抑；二是，張揚人的理性，反對封建禮教對個人理性的貶低。在陽明心學之前，無論是黃老還是孔孟，都提倡‘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以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以貫之的主張愚民，而陽明心學卻主張‘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在道德人格上人人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三是，在追求精神升華的同時，也肯定了對物質的追求。針對當時許多士人經商的現象，理學家們自然是大加譴責，但王陽明卻指出經商如能盡心修身‘致良知’，那麽與‘業儒致仕’無本質區別。無疑，這種思想為人們從事被傳統輕賤的商業，提供了正當的倫理依據。他的弟子王艮所創的泰州學派，更是提倡‘百姓日用即道’，為商人治生經商的正當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保障，使經商不再是末業和賤業，而是道之所存，光明正大的，商人的社會地位因此有了儒家倫理的充分肯定。

所以無論從解放思想，還是鼓勵工商來看，陽明心學，尤其是主張‘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泰州學派，都極具弘揚價值。高舉陽明心學這面大旗，是沈默很久之前便定下的方針，所以他才會修陽明公祠，才會孜孜不倦的鉆研心學各流派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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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何心學有這麽多的進步之處，卻沒有挽救大明走向滅亡呢？因為心學發展下去，後學者們一味否定程朱理學，繼而連帶孔孟儒學也一並摒棄，放棄了儒家本身提倡的‘經世致用’和‘嚴謹治學’的優良傳統，不讀書，不探討實際學問，只知談心性、參話頭，形成了終日清談的空疏學風。心學以外的諸子百家之學也都遭到了厄運，人人都去高談闊論，再沒人人肯埋頭研究了，各個領域幾乎都形同荒漠。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創書院以聚徒，而官學幾廢；著語錄以惑眾，而經史不講。學士薄舉業而弗習，縉紳棄官守而弗務。後來到了萬歷年間，竟出現了政府崗位嚴重缺額的罕見現象，嚴重影響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也怪不得張居正後來要禁毀天下書院了。

甚至連社會道德也淪喪了，人人打著‘貴乎自我’的旗號，實際自私自利，只知自身享樂，毫無愛國之心，更無犧牲精神，這才讓泱泱大國，亡在了流賊、建奴的手下……說大明亡於心學有些過，因為那畢竟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王陽明確實也難辭其咎，他的‘心學’核心是良知，作為本體表現為先天之知。他說：‘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也就是說，‘人心無不知’，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是王學理論中，無需求證的必然前提，並非由後天的經驗綜合而形成。

這種界定和推論在邏輯上的合法性頗成問題，但在陽明心學中，卻被用來說明心與知之間的邏輯關系——既然‘人心無不知’，既然‘心外無物’、‘心外無理’，那當然不需要對外界進行認識和改造，只要對本心，只需要整日枯坐高談，辯而論之，修煉心性，便可窮究世界本源，繼而成就聖賢……這與禪宗多麽的相近啊。列寧曾經精辟地指出：‘哲學唯心主義是經過人的無限復雜的、辯證的認識，而通向僧侶主義的道路。’而陽明心學，正是人類唯心哲學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