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輯 宋朝的房地產市場有多火？（第2/4頁）

“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

海外諸蕃國對宋錢的巨大渴求，導致有宋一代的銅錢外流非常嚴重，據宋史學者王曾瑜先生的估計，每年從宋朝流入海外的銅錢，約為10至20萬貫，相當於南宋年鑄幣量的一半。如此巨量的銅錢外流，無疑加劇了宋朝的“錢荒”。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鑄錢最積極的時代，特別是北宋，銅錢的年鑄造量最高達570萬貫，平常年份一般都維持100萬貫至300萬貫的鑄幣量。後來的明朝，近300年的鑄幣總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按中國貨幣史學者彭信威的估算，加上前朝留下的舊幣，宋代全國的貨幣流通總量約有二億五六千萬貫，可見宋朝的市場規模之大。

但盡管如此，宋朝還是頻頻發生“錢荒”。如熙寧年間，“兩浙累年以來，大乏泉貨（貨幣），民間謂之錢荒”；元祐年間，“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貴而錢少”，南宋後期，“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從北宋到南宋，“荒錢”鬧個不停，老百姓常常發現，市面上的錢用著用著就不見了，不知流到哪裏去了。

宋錢到哪裏去了？很多時候是被宋朝海商或海外蕃商帶到海外去了。最嚴重的一次“錢荒”，發生在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覺睡醒，忽然發現“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市面上居然幾乎找不到一枚銅錢流通。原來，市面流通的錢都被日本商船收購走了。這些日本商船“先過溫（州）、台（州）之境，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日本看中宋朝的銅錢，低價出售日貨，大量回收銅錢，“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致使台州一日之間爆發“錢荒”。

因此，宋朝政府一直嚴厲禁止商人攜帶銅錢出海。如北宋慶歷年間，由於“邊吏習於久安，約束寬弛，致中國寶貨錢幣，日流於外界”，朝廷重申禁令：“以銅錢出外界，一貫以上，為首者處死；其為從，若不及一貫，河東、河北、京西、陜西人決配廣南遠惡州軍本城，廣南、兩浙、福建人配陜西。其居停資給者，與同罪。如捕到蕃人，亦決配荊湖、江南編管。仍許諸色人告捉，給以所告之物。其經地分不覺察，官吏減二等坐之。”走私一貫錢出境即構成死罪，禁令不可謂不嚴。

然而，法令雖嚴，卻是屢禁不止。由於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堅挺，攜帶銅錢出海非常有利可圖，許多海商都鋌而走險，想方設法避開市舶司（相當於海關）的檢查，走私銅錢出海。“南海一號”所運載的銅錢，也當為走私無疑。

因為看到法禁對於銅錢外泄的情況無可奈何，以致“一舶所遷（宋錢），或以萬計，泉司歲課積聚艱窘，而散落異國終古不還，誠可為痛惜而深恨也”，南宋乾道年間，終於有一名官員覺得忍無可忍，提出用“拔本塞源”的絕招來對付銅錢走私。這名官員是靜江府知府範成大，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論透漏銅錢劄子》：“每歲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費外，實裨國用者幾何？所謂蕃貨，中國不可一日無者何物？若資國用者無幾，又多非吾之急須，則何必廣開招接之路？”既然如此，何不將明州（今寧波）等港口關閉掉，停止對外貿易？這便是“拔本塞源，不爭而善勝之道”。

以今天的目光來看，範成大的建議顯然是一個餿主意，確實堪稱“拔本塞源”，不過拔的是開放制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義之源。如果朝廷采納他的意見，那麽發生在明清時期的“海禁”將提前來臨，宋王朝的商業化與市場化轉型也將遭受挫折。

“招徠遠人，埠通貨賄”

宋孝宗當然沒有采納範成大的餿主意，而是繼續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

宋朝君主與政府信奉的經濟政策，跟明清時期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就是對商業與市場表現得非常熱心，對發展民間海外貿易的興趣遠大於維持傳統的朝貢貿易。

10世紀的宋朝皇帝曾經跟18世紀的英王一樣，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徠貿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譴內侍八人賫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跟海外諸蕃國展開海上貿易，成為宋王朝的慣例。南宋政府建立後，宋高宗也提出“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賄”。高宗皇帝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貫）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

宋人將從海路進行的國際貿易稱為“市舶”，發達的市舶可以讓政府獲得豐厚的商稅收入，何樂而不為呢？而傳統的朝貢貿易，從經濟收益來說，則是得不償失的，“朝廷無絲毫之益，而遠人獲不貲之財”。正因為這樣，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貢貿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載外國入貢者”，否則將處以“徒二年，財物沒官”的懲罰。顯然，如果海外諸國以朝貢的名義來華貿易，勢必沖擊民間的外貿總量，進而影響到朝廷的抽稅。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