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皇帝，你跟宋朝的士大夫什麽仇什麽怨？（第2/2頁）

不過，樞密院副使韓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綱上線，他告訴宋仁宗：“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擊王益柔是出於黨爭。王拱辰想將“進奏院案”做成文字獄，但最後案子還是按經濟腐敗案進行處理：蘇舜欽因監守自盜被“除名勒停”，即開除公職；王益柔被奪去“集賢校理”之職，貶到復州當一名稅官；其他參與喝花酒的官員也分別被降職。作為喝花酒發起人與組織者的蘇舜欽，受到的處分最重。發表了“反動”言論的王益柔得到的懲罰並不比其他人更嚴厲。但這個處理結果，讓乾隆覺得不爽。

這名大清皇帝的意見是：“特宜正王直柔侮慢聖賢之罪，而蘇舜欽輩醉飽之過，則教而不怒”。在乾隆看來，蘇舜欽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樁，可以原諒，教訓一番就行了，王益柔“侮慢聖賢”，才是大事情，才應該重重治罪，你宋仁宗將輕重搞顛倒了，簡直不懂帝王之術。

乾隆並不是唯一一個對宋代士大夫“過激言論”不爽的大清皇帝，他的父皇雍正，也很不爽一位宋朝人——歐陽修，因為歐陽修寫了一篇替朋黨辯誣的《朋黨論》。要知道，在傳統官方話語體系中，“朋黨”一直是一個貶義詞，跟“朋比為奸”幾乎同義，歷朝皇帝都對朋黨活動深惡痛絕。

然而，宋代的士大夫卻開始從正面來解釋朋黨的政治意義。還是慶歷年間，仁宗皇帝與執政團隊論及朋黨之事，參知政事範仲淹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明確提出朋黨既不可禁絕，也不為害。

範仲淹的朋友歐陽修因此寫了一篇《朋黨論》，來為“朋黨”正名：“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志同道合的君子結成一個團體，是天經地義的。治理天下，也離不開君子之黨，“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

大約從宋仁宗開始，不少宋朝士大夫都發表過“朋黨論”，除了範仲淹與歐陽修，王禹偁、司馬光、蘇軾、秦觀都寫過文章討論朋黨。這裏有一個思想背景：宋代是士大夫政治非常活躍的時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成為宋朝君臣的共識，士大夫群體普遍產生了“士當以天下為己任”的主人翁意識，並朦朧地意識到士君子們應以政見的志同道合來組成政黨、治理國家。因此宋代才密集出現了一系列為朋黨辯護的“朋黨論”。

盡管皇帝並不喜歡大臣結成朋黨，有一部分士大夫也反對朋黨，但歐陽修提倡結朋立黨的觀點，還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沒有責斥他。宋人說歐陽修“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看來宋仁宗還是贊同歐陽修的意見的。不想幾百年後，歐陽修之說卻惹惱了清朝的雍正。雍正讀了《朋黨論》之後，特別寫了一篇《禦制朋黨論》相反駁：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義當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須與皇上保持一樣，如果“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

雍正皇帝還殺氣騰騰地說：“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為邪說，曰君子以同道為朋。……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歐陽）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恨不得將歐陽修抓起來殺掉。

雍正這篇《禦制朋黨論》，保存在原始文獻雍正《起居注》中，後來史官修《雍正朝實錄》時，大概覺得皇上這麽咬牙切齒對待一位儒家先賢、歷史人物，實在太赤裸裸，有損帝王形象，便將“邪說”改成“異說”，將“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成“朕必飭之以正其惑”。算是給皇帝穿上一塊遮羞布。

未見識過大清文字獄之險惡的歐陽修假如當時突然醒過來，我想他一定會質問雍正：“愛新覺羅·胤禛先生，我們跟你們到底有什麽仇什麽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