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昆侖關（1939年11月～1940年2月） 筋疲力盡（第5/6頁）

蔣介石在1940年2月21日冷著臉飛到柳州，入住羊角山官邸，準備召開檢討會議。

就在這個時候，日本人的炸彈也來了。

蔣在日記中寫道：“午睡初醒，二時十五分，聞機聲，命衛士審其方向，旋忽警覺敵機必來炸余，乃急披衣整裝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於西安事變之初焉。余知敵機如來炸柳，其目標必在余，乃急入後山之上層防空洞。少頃，敵機二十余架齊向洞上投彈。旋又來襲，低空俯沖投彈，彈皆著洞上右方五十米至百米之山巔，計傷衛士十二人。”

日機是得到情報後專門來炸蔣介石的。

幸好蔣介石判斷準確，反應快，聞敵機聲後，就近藏到山下一個天然洞穴，否則必死無疑。這是他繼武漢撤退後最驚悚的歷險。蔣還是沉著的，轉天仍按計劃召開了會議。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他開出八年抗戰中最嚴厲的一張罰單。

對會戰後期的潰退，蔣介石不能釋懷，追問白崇禧，後者說：“當時守備南寧到賓陽公路正面的是葉肇的部隊。”

蔣介石對葉肇說：“你是守過南京的，有功；但現在，該槍斃！”

葉肇解釋：“第9師不聽我指揮，擅自撤退，我也沒辦法……”

第9師幹部說：“葉肇在戰局發生重大轉變時，毫無當機立斷的決心……”

結果是，白崇禧“督率不力”，由一級上將降為二級上將（1940年春，白崇禧做主任的桂林行營亦降低一格，改為桂林辦公廳，至1943年冬最終被撤，後設立贛州行轅，由顧祝同統一指揮長江以南各戰區）；陳誠“指導無方”，由一級上將降為二級上將

直到抗戰結束，張學良退出現役，騰出一個一級上將名額，白崇禧才重新晉級。陳誠直到1947年因馮玉祥退出現役才得以遞補。

除白、陳之外，被懲處和查辦的高級將領還有：第37集團軍總司令葉肇扣留交軍事法庭會審（“抗命避戰，貽誤大局”）；第38集團軍總司令徐庭瑤撤職查辦（“優柔寡斷，未能挽回戰局”）；第36軍、第66軍、第99軍的仨軍長撤職查辦；第36軍參謀長、第49師師長、第160師師長撤職查辦；第9師師長鄭作民因陣亡而免究，但該師番號被取消，改無名師；第135師師長蘇祖馨也受到懲處，只是稍微輕一些——撤職留任……

被記功的只有三個人：第35集團軍總司令鄧龍光、第46軍軍長何宣、第76師師長王淩雲（此時屬李延年第2軍）。

包括杜聿明在內的第5軍的幹部沒被提及。

白崇禧的桂林行營不再擔負指揮各部隊的職責，指揮權轉歸張發奎第4戰區。

懲罰之重，可謂空前。正如前面說到的，原因有兩個：其一，廣西是西南國際運輸線的咽喉，太重要了；二是蔣介石擔心日軍趁勢經柳州進攻川黔大後方。

罰單開完了，蔣介石長出口氣，飛走了。

那麽，日本華南方面軍到底有沒有打柳州的想法呢？

最初其實是有的。參謀長根本博為此專門到南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陳述構想。別以為他的作戰計劃僅限於打柳州。實際上，他提出一個極為龐大的戰略攻勢。這個攻勢聽後會叫人心裏“咯噔”一下子。按根本博的計劃，打下柳州後，以第5師團和第18師團為主力，組成三個所謂追擊隊，每個追擊隊3000人，直接進攻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同時，派一支部隊沿長江進攻，另一支部隊向長沙逼迫，牽制薛嶽的兵力。在華北，山西的日軍渡過黃河，攻取西安。武漢的第11軍抽出一支精銳部隊直下成都……

依根本博看，在這種攻勢下，蔣介石的重慶政權必然崩盤。

可以說，根本博這個設想非常大膽，日軍高層拿到這個作戰計劃後什麽反應？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和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用四個字評價這個計劃：天方夜譚。同樣以膽大著稱的板垣覺認為，這樣做過於冒失。他的想法是，盡快在南京成立汪精衛政權。在板垣看來，把戰線拉長，就算攻占了重慶，也不能保證就一定降服國民政府。如果中國再出現一個戰時陪都怎麽辦？軍事就是冒險，這是“九一八”之夜他所堅持的，只是現在他已由大佐成為中將，持重了。

根本博碰了一鼻子灰。

五年多以後，日本投降，那時的根本博是最後一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雖然此人不怎麽樣，善於投機，既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激進派，也不是傳統的保守派，而且喜歡打小報告（前面提到過的“櫻會”政變事件），可是看1940年春他的作戰計劃時會發現，它比後來岡村寧次的重慶攻略早了好幾年。

前面講過，桂南會戰最後失利，蔣介石難以接受，最擔心的就是日軍經柳州順勢進攻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