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猶太恐懼症的興起：強迫症的進化（第5/21頁）

許多這樣的人——包括宗教的空想家（菲奧雷的約阿希姆、英國的約翰· 維克裏夫、法國的彼得· 瓦爾多、意大利的薩伏納羅拉、德國的托馬斯· 閔采爾）和他們世俗的對應者（羅伯斯庇爾、墨索裏尼、羅森貝格、希特勒）——都宣布了不同尋常的啟示，他們告訴追隨者，他們不是上帝或者歷史的棄民，而是消滅施惡之人的選民。與施惡者——無論是撒旦、猶太人、貴族還是資本家——的相遇是即將來臨的善惡大決戰，規模巨大。這裏彌漫著非常緊迫的情緒，惡的力量幾乎贏得了優勢。

從受害和絕望的感情出發，受到感染的社會借助某種心理的放大開始蠢蠢欲動，集體性地關注真正的罪犯，關注如何可能去擊敗他們。可以說，天平從受害者的眼裏傾倒，被人滅絕的焦慮盡管依然強大，但已經明顯減弱。惡人被揭去了面紗，解放的信條得到傳播，一場本體論意義上的戰爭已經開始。假如極端的惡在本質上已經被揭露——正如希特勒所言，它猶如一個猶太人蹲伏著，而猶太人是“正在腐爛的屍體中的蛆”——那麽，人們需要極端的方法去除致癌的膿腫。換句話說，因為敵人是惡的化身，他們企圖消滅備受折磨的社會的成員，這樣就必須采取最極端的手段將他們清除出去。所有建立在被人滅絕的極端恐懼基礎上的妄想狂的扭曲，將把滅絕他人的策略作為唯一的治療劑來免除痛苦。

正如這類想法所想象的，在善的力量和惡的力量即將到來的戰爭中，世界的未來將得到徹底地決定。這一信仰的典型特征是，它的有效性依賴於設計出一個充滿希望的、烏托邦式的未來。正如埃裏克· 霍費爾所言：“除非信仰也是一個對未來的信仰，除非它具有千年王國的成分，否則它是無力的。”隨著惡的毀滅，一個新的時代以新耶路撒冷、工人的天堂、千年帝國的形式在黎明出現。對這些信仰的理性闡述，展示了一個明確的、可辨的、潛藏在千年王國術語當中的結構。依靠這些術語，社會沖突被賦予了超驗的意義。正如諾曼· 科恩所說，這類信仰結構促發了中世紀許多善惡大決戰的運動，比如十字軍東征、自由精神兄弟姐妹會、菲奧雷的約阿希姆的神學、塔波爾異教社團、宗教改革的再洗禮教派。我們還可以說，播種在這些運動中的信仰結構和末世論的預言，後來在各種歷史哲學以及左翼和右翼的救贖主義政治意識形態中被世俗化。

納粹體制中的仇恨根基，必然處於大眾妄想的邊緣運動之中，位於妄想（空想）的思想體系當中。這些思想並非產生於著名的思想家，而是來自異化的、經常位於社會邊緣的個人。在極端變化的時代，他們有時出自身份低微的階層，激發人數眾多的追隨者，宣布宗教或偽宗教的預言，其中仇恨和希望的強烈感情混為一體。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猶太人世界的陰謀神話，是納粹思想的核心神話，它來自幻覺思想的領域，“騙子和教育程度不高的狂人，為了無知者和迷信者的利益炮制著它們”。納粹意識形態和它的基本心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產生的意識危機的結果；對猶太人的仇恨不是危機意識的原因，而是危機意識的重要因素，因為已經被成見化的猶太人是毀滅德國人民的魔鬼，他們因此受到譴責。納粹分子能夠說服德國人中有地位的人，這是確定無疑的。這要歸功於在歐洲的文化中，特別是在德國的文化中長期存在的猶太恐懼症的傳統。

幾種對猶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觀點

歷史沒有像記載猶太民族那樣記載其他民族。猶太人被欣羨和嘲諷、恐懼和迫害、鄙視和妖魔化，他們在過去三千多年一直是民眾強迫症的對象。法老在埃及將他們淪為奴隸；亞述人剝奪了他們北部的王國（以色列王國）；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毀滅了剩下的王國（猶大王國），並挾持了一萬多有價值的猶太俘虜“流放巴比倫”；希臘人和波斯人壓迫和鄙視他們；羅馬人在巴勒斯坦剝奪了他們的家園，將他們驅散到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狂熱分子襲擊他們；基督教的東征軍在執行他們神聖的任務之前，數以千計地殺戮他們；宗教裁判所將他們驅逐出伊比利亞；波蘭人和俄羅斯人以種族滅絕的計劃惡毒地屠殺他們；德國人將這種對他們的漫長仇恨推到了頂峰，在大屠殺中殺戮了600萬人。然而，經受了三千多年的磨難，猶太人依然堅守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種族行為。按照休· 特雷弗—羅珀富有啟發性的描述，猶太人是“難以理解的民族”，是歷史中最偉大的不順從公認信念的人；根據每一條社會學的法則，他們應該很久之前就在歷史中消失了，正如在他們之前的所有種族，被更強大的種族從家園上連根拔除，或者被征服和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