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德·卡馬拉（第2/9頁）

埃爾德·卡馬拉有著一段很妙的歷史。1909年，他生於巴西東北部的福塔萊薩市。他的父親是個愛好戲劇評論和新聞的商人，他的母親是一所小學的教員。總之，是小資產階級出身。但是他的家庭從來沒有富裕過。他的兄弟中有五個在年幼時因患痢疾而又得不到治療，在短短的幾個月中相繼夭折。他很早就進了修道院，當時還是個孩子。獻身上帝的願望是在8歲那年產生的。他說，這種願望是神秘的和堅定不移的。從那時起，他除了想當神甫外，沒有考慮過其他的職業。22歲時，他成了法西斯分子，同時當了神甫。是的，曾經有一段時間他是法西斯分子。“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埋藏著法西斯種子，有時它永不萌發，而在我身上卻萌發了。”他講述這件事時並不感到羞恥，但在承認自己是個法西斯分子的同時則有些自責。唯一為自己辯解的地方是，他強調是他的主教要他成為一個法西斯分子的。他的主教是那些身披綾羅綢緞，佩戴各種貴重飾物，讓順從的仆人侍候，居住在與漂亮的街道相毗鄰的宮殿中的主教中的一個，是那些信奉“上帝—祖國—家庭”這個格言的主教中的一個。是的，埃爾德先生對那些法西斯分子了如指掌。在他來到累西腓的那座小教堂，來到雞群拍打著翅膀的那個小小的住宅，來到他用來休息的那張帆布床之前，他早就對他們有所了解。每天24小時中，他只能睡上4個小時。因為夜間常有人打電話咒罵他，不讓他睡覺，企圖用下面的這些話來恐嚇他：“我們現在就要到你那裏，現在就來宰了你，卑鄙肮臟的共產黨人。”“你把靈魂交給上帝吧，你將再也見不到天日，狗雜種！”但他說，他不在乎這些事，夜裏睡4個小時足夠了。

我就是在那裏用三天的時間采訪了他。我使用他精通的法語同他交談。在我看來，與其說他是個神甫，還不如說他是個領導人。他有著領導人那樣慷慨激昂的講話聲音，閃爍著光芒的眼睛和那種善於贏得別人信任的自信心。他有時站起身，為我去煮咖啡，然後端著咖啡和餅幹回來。他趁此機會偷偷地瞥了一眼街道，看是否有人再弄臟他的墻，或者向他扔手榴彈。我打量著他，想起了卡米洛·托雷斯這個脫下長袍，拿起槍杆，在第一次戰鬥中因前額中彈而身亡的年輕神甫。我想起了教士蒂托·德阿倫卡爾這個被公共社會秩序署在聖保羅用審訊殘酷折磨的年輕的多明我會教徒。“打開你的牙齒，在宰了你之前給你一塊聖餅。”然而他們給他的不是聖餅，而是在他舌頭上通上了220伏的電流。我還想起了監禁在拉丁美洲監獄裏受盡折磨而死的所有修女修士。而那些身披綾羅綢緞，佩戴各種貴重飾物，讓順從的仆人侍候的主教卻與掌權的將軍們朋比為奸，保護開槍的人。在巴西是這樣，在智利、烏拉圭、巴拉圭、委內瑞拉和危地馬拉也是這樣。我最後說道：“埃爾德先生，他們將不會授予你諾貝爾獎，永遠也不會授予你。你給大家帶來了太多的麻煩。”

確實，他們沒有授予他諾貝爾獎。那一年，獎金給了維利·勃蘭特。1973年，他再次被提名為候選人，但獎金授予了亨利·基辛格和黎德壽。黎德壽拒絕接受，這倒不錯；基辛格卻得到了獎金。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埃爾德先生，據說，保羅六世稱您為“我的紅色大主教”。實際上，您也不應該是梵蒂岡得心應手的人，您使那裏的不少人害怕。我們是否就此來談一談？

埃爾德·卡馬拉（以下簡稱“埃”）：您瞧，教皇十分清楚我做的事和說的話。我揭露巴西的刑罰，教皇是知道的。為了伸張正義，我去國外旅行，教皇也是知道的。他很早就了解我的觀點，因為我們相識已久。確切地說，是從1950年他擔任國務秘書時相識的。我對他不掩飾任何事情，也沒有掩飾過任何事情。如果教皇認為我現在做的事有害無益，如果他勸我別再做了，那麽我就不再繼續做它，因為我是教會的奴仆，深知犧牲的重要性。但是教皇並沒有對我這樣說。他稱我是他的“紅色大主教”，那不過是親熱和開玩笑的說法而已。當然不會像在巴西這裏那樣，凡是不反動的人都被說成是共產黨人，或是為共產黨效勞的人。這種指控涉及不到我。如果我是個騷動者和共產黨人，那麽我就不可能進入美國，並接受美國大學的名譽學位。在這樣的前提下，我還應該澄清的是，我的思想和談話不能同教皇當局聯系在一起，我的言行完全由我個人負責。這並不能使我成為一名英雄，挺身出來說話的人絕不止我一人。譬如，巴西的刑罰首先是具有權威性的教皇委員會揭露出來的。教皇本人也譴責過這些刑罰。他的譴責遠比一個不能使梵蒂岡任何人害怕的窮神甫的譴責作用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