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7頁）

其次是馮玉祥與李景林發生了矛盾。當郭松齡倒戈的通電一發表後，馮玉祥便加強了對北京的控制。馮玉祥一向厭惡“安福系”，因此權傾一時的京畿衛戍司令鹿鐘麟，逮捕了安福系的要角曾雲需與姚震，同時派國民軍分別駐守車站及東交民巷，以防要人避匿。

見此光景，段祺瑞大感威脅，一面改組執政府，讓梁鴻志解職，改派許世英接任；一面派黃郭與許世英赴張家口向馮玉祥征詢時局意見。結果馮玉祥發表“擁護執政，始終不渝”的通電；而段祺瑞則以改組執政府作為回報，一向擔任段馮之間橋梁的賈德耀，出任陸軍總長；由張作霖推薦的代理農商總長莫德惠請辭照準。

但馮玉祥卻希望他留任，更希望他留京。原來馮玉祥之跟郭松齡合作，多少有些投機性質，他不以為郭松齡能順利成功；也不以為張作霖會，敗塗地，到得相持不下時，他可能會發生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想留住莫德惠，作一道他與張作霖之間的橋梁。

為此，馮玉祥特派他的掛名參謀長，清幫大字輩的張樹聲，向莫德惠致懇切挽留之意。莫德惠跟他的機要秘書’王冠吾商量，認為張作霖對郭松齡倒戈，李景林的脫離，所受的刺激甚大，此時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莫德惠回東北以示與張作霖共患難，對他是一種極大的鼓舞。不過對馮玉祥不必表示得太明顯，不妨虛與委蛇。此外，王冠吾安排莫德惠與段祺瑞作了一次秘密的會晤，段祺瑞保證，除非郭松齡能徹底控制關外的局勢，他不會發表他的東北職務。同時請莫德惠轉告張作霖，盡可能堅持，切勿輕言離開沈陽。

不過，北京的治安，鹿鐘麟完全掌握；馮玉祥既然要留莫德惠就不會輕易讓他離開北京。所以想了一條“喧賓奪主”之計，由王冠吾帶著一班莫德惠的“班底”，離京赴津；而莫德惠便化裝為“班底”之一，安然通過鹿鐘麟派在前門車站的便衣偵探的耳目。一到沈陽，張作霖大感欣慰，特開帥府儀門迎接，大張盛宴。

宴後密談，張作霖最關心的是李景林的態度，他希望李景林之通電聲明與東北脫離關系，只是權宜之計。基本上仍傾向奉天。為此，特派許蘭洲為密使，到天津活動。許蘭洲的行囊中，除了正金銀行的四十萬元支票以外，還有李景林老母的一封家書，告誡李景林善自為計，莫入歧途，希望能策動李景林來個“反倒戈”。郭松齡如果後路有變，沈陽方面再發動反攻，前後夾擊，形勢就大為不同了。

當然，李景林的態度重要，還不如日本態度的重要。當所謂“奉變”初起時，張作霖便找他的日籍顧問問計。張作霖的日本顧問有好幾個，但最親密的是，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推薦的，前關東軍高級參謀松井七夫；他的哥哥便是日本陸軍“少壯派”要角之一的松井石根。在張作霖準備逃亡時，松井七夫將五姨太及張作霖的年幼子女，都接到他家裏去住，同時建議張作霖分兩條路線求援於日本，一條是外交路線，活動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致電外相幣原喜重郎要求支持張作霖，結果是加藤內閣決議，對郭松齡發出警告，不得損害日本在東三省的利益。這個警告，便成了日本在華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駐在人員，處理“奉變”的行動綱領。

另一條自然是軍事路線，除了由松井七夫直接致電參謀本部要求出兵幹預以外，最重要的活動對象是“關東廳長官”兒玉，及關東軍司令官白川。不過，日本軍方初期對張作霖的軍事支持，並不積極，只是由關東軍指派駐遼陽的第三十九聯隊所屬的一個大隊與一個工兵中隊，進駐沈陽；以及關東廳增派“巡查”一百余名，擔當沈陽城內城外的警備而已。

十二月四日這一天，對郭松齡、張作霖來說，都是個大日子，郭軍前鋒占領了出關第一要地的錦州；而就在日本閣議對郭松齡提出警告的這一天，據說關東軍司令白川到了錦州，以日軍不幹涉郭軍行動為交換條件，要求郭松齡承認張作霖與日本所訂的各種條約：郭松齡表示不能接受，白川拂袖而去。

又據說：郭松齡到達錦州後，熱河都統闞朝璽曾派他的參謀長邱天培來談合作，闞朝璽的條件是，保全張作相吉林督軍的地位；闞朝璽自行進攻黑龍江，取吳俊升而代之；奉天則歸郭松齡。可想而知的，郭松齡必然拒絕。

這些“據說”都來自郭松齡方面。事實上內外形勢都已轉變為對張作霖有利。在內，馮玉祥與郭松齡的密約，在河南的國民軍並不知道；當然也不會知道直隸、熱河的地盤已劃歸李景林這一協議，所以國民二軍、三軍的鄧寶珊與徐永昌兩部，仍著著向李景林的防區進逼；同時馮玉祥派張之江率領三旅之眾在豐台待命。準備支援郭松齡的計劃，亦被李景林誤會為將與鄧徐兩軍，合擊會師。這一年多來，李景林飽受國民軍的莊迫，至此認為忍無可忍，決心與國民軍見個高下，重金禮聘德國軍事顧問，在北倉一帶，秘密構築有電網與地雷的新式防禦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