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弱的基輔演講（第5/10頁）

到20世紀80年代時，克拉夫丘克作為一位前波蘭臣民，已經從平民躍為烏克蘭共產黨宣傳機構的領導人。他既不是來自烏克蘭東部工業重鎮頓巴斯地區，也不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集團成員，所以說，這或許是他在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蘇聯所能企及的最高職位了。

然而，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改革到來了，第一次半自由的選舉，使得共產黨迫切需要找到可以同群眾溝通又能與反對派斡旋的人。克拉夫丘克在這方面具有非同凡響的才能，他成為繼謝爾比茨基之後，掌管意識形態的中央委員會書記。而謝爾比茨基，因為從不相信那些利沃尼亞（中世紀後期的波羅的海東岸地區，即現在的愛沙尼亞以及拉脫維亞的大部分領土的舊稱。）的宣傳天才，所以在1989年秋被迫退休。

1990年夏，因為原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被戈爾巴喬夫調往莫斯科擔任黨內第二號人物，企圖以此修復俄羅斯和烏克蘭與中央搖搖欲墜的關系，所以，克拉夫丘克取代伊瓦什科，成為烏克蘭議會議長。克拉夫丘克發現在他所掌管的立法機構內，三分之一的代表支持烏克蘭獨立，另外三分之二的代表傾向於加強烏克蘭在蘇聯的自治權。

在布什的簡報中，這樣介紹克拉夫丘克的個人情況：“作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的主席，他必須小心翼翼地平衡立法機構中大多數共產黨員與親獨立派代表之間的不同訴求。”事實上，他遊刃有余地駕馭著兩大派系，那年夏天，在議會中通過了具有政治和經濟實質內容的、賦予烏克蘭主權的宣言，在這項政策中，他找到了兩派的共同點。報道老布什訪問基輔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大衛·雷姆尼克這樣提到克拉夫丘克——他發現了機遇，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烏克蘭的機遇，他不會讓機遇溜走。[13]

雖然，這次訪問令他有些意外，但是，克拉夫丘克還是很樂意在基輔歡迎尊貴的美國客人。正如他事後所回憶的，莫斯科方面很晚才允許他單獨準備這次會晤，直到會面前最後一刻，他才被人從度假中召回，迎接美國總統。他從克裏米亞直接飛往鮑裏斯波爾機場，連進城準備的時間也沒有，媒體注意到了他被曬黑的皮膚。

克拉夫丘克發表了《烏克蘭土地》的演說，歡迎老布什夫婦。演說中，他提到了烏克蘭而不是蘇聯，但是，他避免任何把烏克蘭稱為國家和共和國的說法。就像美國總統顧問擔心在“烏克蘭”前使用冠詞一樣，克拉夫丘克也有他自己的語言難題需要解決。

在這一年中，烏克蘭已經成為擁有官方主權的實體，但還不是獨立的國家。這有什麽區別呢？除了戈爾巴喬夫，好像沒人知道答案。克拉夫丘克盡可能地在兩者間找到了平衡。“美國人民很清楚什麽是真正的主權，《獨立宣言》第一個向全世界宣傳了自由、平等和博愛。”他對美國客人說道。

老布什並不打算贊成克拉夫丘克把主權等同於獨立的觀點（幾小時後，他將解釋自由和獨立的區別）。作為對歡迎演說的回應，布什先從一些不具爭議的事件談起。他強調烏克蘭是幾十萬美國人的先祖居住之地，在此，他使用了親蘇聯的“故土”一詞。他引用了烏克蘭詩人塔拉斯·舍普琴科的話語，祝賀曾被莫斯科當局禁止回國的西方基督教教會領袖回到烏克蘭，祝賀其他宗教團體的精神復興。有關華盛頓方面與共和國關系的問題，他表現出同葉利欽談話時一樣小心謹慎的態度。布什說道：“我們希望和戈爾巴喬夫政府盡可能維持最強有力的官方關系，但是，我也很重視和烏克蘭及其他共和國以至蘇聯全體人民建立更廣泛的聯系。”看上去，布什試圖使他在烏克蘭土地上發表的第一篇演說中不使用曾經在“烏克蘭”一詞前用過的定冠詞。[14]

老布什的車隊從機場一路行進到基輔市中心。“許多人聚集在廣場前，揮舞著象征烏克蘭獨立運動的黃藍色條紋旗幟。”馬特洛克在回憶錄中寫道。媒體先期報道稱：“車隊兩旁站滿了成千上萬的烏克蘭人，許多人在揮手，人們看上去對布什都很友好。幾位女士手捧當地的花束，有些人高舉起孩子，還有一位男子帶來一只大面包和一袋鹽，用這種傳統的方式表示歡迎。”

這與老布什在莫斯科受到的來自公眾低調的歡迎迥然不同，因為在莫斯科他是越來越不受歡迎的戈爾巴喬夫總統的客人。基輔不僅歡迎的熱情程度與莫斯科不同，城市面貌也與之不同。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切爾尼亞耶夫7月初曾陪同他的領導在基輔會見了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他在日記中這樣寫及基輔之行給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我們好像置身於某個西歐的大城市，確切地說，是一座德國城市：城市充滿了19世紀的風格，和莫斯科相比，道路和植被都很整潔，維護得很好，讓人很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