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參考文獻的說明（第3/4頁）

第五章：

弗裏茨·菲舍爾（Fritz Fischer）在他的《爭雄世界》（Griff nach der Weltmacht）一書中對同盟國和平倡議的背景做過闡述，該書後被譯成英文，書名變為《德意志帝國：1914~1918年戰爭目標政策》（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1967）。關於美國參戰，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齊默爾曼電報》（The Zimmermann Telegram，1966）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門讀物（她是駐伊斯坦布爾大使摩根索先生的女兒）。G·佩德隆西尼（G.Pedroncini）在《1917年的兵變》（Les Mutineries de 1917，1967）一書中描述了1917年春天法軍的遭遇的災難。普賴爾和威爾遜（Prior and Wilson）的《帕斯尚爾：一個未被講述過的故事》（Passchendaele: The Untold Story，1996）典型地描述了發生在西線的一次戰役。利昂·沃爾夫（Leon Wolff）的《在佛蘭德斯的戰場》（In Flanders Fields，1958）言語犀利，敘事令人震驚。在我十幾歲時，有一個聖誕節，我閱讀過此書（和羅伯特·格拉夫斯的作品一起讀的），自此再也沒有忘記這兩部著作的內容。關於意大利人遭遇的災難，也有大量的文獻，兩位英國登山家約翰·威爾克斯和艾琳·威爾克斯（John and Eileen Wilks），他們對地形和水源地都同樣有著非凡的洞察力，並憑此創作了《隆美爾和卡波雷托戰役》（Rommel and Caporetto，2001）。馬裏奧·伊斯內什的《卡波雷托戰役的失敗者》（I Vinti di Caporetto，1967）探討了有關士兵士氣的問題，他的《世界大戰》（前文已提及）一書中有十分全面的書目索引。海因茨·馮·利歇姆（Heinz von Lichem）的《高山牧場上的戰爭》（Krieg in den Alpen，1993），雖然內容有些松散和浪漫，但對山脈地形卻非常熟悉。關於1917年的俄國，我們有兩本結論十分不同但內容都極為全面的論著。一本是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的《俄國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1999），另一本是奧蘭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的《一個民族的悲劇》（A People’s Tragedy，1997）。羅伯特·瑟維斯（Robert Service）在他的《列寧傳》（Lenin，兩卷本，1991）一書中出色地闡釋了列寧是如何實現他的本能判斷的。奧列格·艾拉佩托夫（Oleg Airapetov）的《沙皇帝國的最後戰爭》（Poslednyaya Voyna Imperatorskoy Rossii，2002）和《將軍、自由派和工業家》（Generaly, Liberaly i Predprinimately，2003），充分代表了俄國歷史學家的研究水平，這兩部書都深入探討了十月革命前俄國高層內部的分裂。

第六章：

惠勒·貝內特（J.L.Wheeler Bennett）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遺忘的和平》（Brest-Litovsk: The Forgotten Peace，1938）是關於《布列斯特和約》最值得閱讀的著作，不過，鮑姆加特（W.Baumgart）的《1918年德國的東方政治》（Deutsche Ostpolitik 1918，1966）一書包括了許多有關高加索和烏克蘭等地區的重要翔實的資料。馬丁·米德爾布魯克（Martin Middlebrook）的《德皇之戰》（The Kaiser’s Battle，1978）和蒂姆·特拉弗斯的《戰爭是如何贏得的》（How the War was Won，1992）都對魯登道夫攻勢進行了分析。關於戰爭經濟的衰退，人們可參看費爾德曼（G.D.Feldman）的《1914~1918年德國的軍隊、工業和勞動力》（Army, Industry and Labour in Germany 1914~1918，1966）。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e）的《伍德羅·威爾遜，革命的德國與和平的締造：1918~1919》（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and Peacemaking 1918~1919，1985），對戰爭結局進行了論述。貝爾納·米歇爾（Bernard Michel）的《奧匈帝國的崩潰》（La Chute de l’Empire austro-hongrois，1991），以引人入勝的細節詳細描述了中歐的解體過程。

第七章：

在寫作這一章的過程中，我參閱的著作有：斯坦福·J·肖（Stanford J. Shaw）的《從帝國到共和國：1918~1923年的土耳其民族解放戰爭》（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he Turkish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1918~1923，2000）。邁克爾·盧愛林-史密斯（Michael Llewellyn-Smith）的《愛奧尼亞的幻夢》（Ionian Vision，1999），這是一部對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兩方都十分公允的著作。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的《1919年的巴黎》（Paris 1919，2003）極為出色地概述了和平締造的過程。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凱恩斯：遭到背叛的希望》（J.M. Keynes: Hopes Betrayed，1998）是記述那一代人智識和道德氛圍的傑作。關於中東地區，戴維·弗洛姆金的《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A Peace to End All Peace，2005）理所當然是一部暢銷書，但還有兩部時間上稍早的著作更值得關注，一部是沃爾特·拉克爾（Walter Laqueur）的《猶太復國主義史》（A History of Zionism，2003），另一部是艾利·凱多裏（Elie Kedourie）的《英國與中東：奧斯曼帝國的消亡》（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關於德國的結局，塞繆爾·霍爾珀林（Samuel Halperin）的《德國試驗了民主》（Germany Tried Democracy，1965），是一位新聞記者對當時德國廣聞博見的記述，不過，這本書應該與溫克勒（H.A.Winkler）的《魏瑪：1918~1933》（Weimar 1918~1933，1999）一起來讀。關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發生的災難，泰勒的（A.L.P.Taylo）《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1963》一書的前100多頁和後面的“再思考”，總結了宏願和現實之間的鴻溝。非常有趣的是，馬爾科姆·馬格裏奇（Malcolm Muggeridge）於1939年寫作的《三十年代》（The Thirties）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