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2/9頁）

最近，賀康玲（Kathleen Hartford）和戈迪溫（Steve Goldstein）對西方學者關於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人革命歷史的觀點進行了總結。除了一點以外，我贊成這兩位學者的幾乎所有結論。詹隼和他最初的批評者之間的分歧肯定不會“比事實更加明顯”。[3]只是在進行了多年的後續研究，並消除了這一領域的大部分歧見後，人們才得出了這一結論。詹隼最開始受到的反對並不算激烈，學術上的分歧是隨著政治含義的增強而變得日益真切的。

20世紀50年代，人們寫了許多關於1949年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的文章，但詹隼1962年發表的論文與之前文章的主題有著明顯的區別。此前的文章談論的主要是陰謀論、美國的責任、蘇聯的責任、共產黨作為一種組織武器的特性、精英決定論，以及最高層做出的決策。詹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占領日本的重要意義、整個亞洲蓬勃發展的反殖民民族主義運動等問題上的見解並不新鮮。詹隼的創新在於他將這一系列問題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勝利緊密地結合到了一起。更不同尋常的是，詹隼試圖將這些問題置於中國農村的背景下來加以理解，他創造了“農民民族主義”這個新詞。詹隼認為，1937—1945年間，中國共產黨通過領導華北和華東地區的抗日活動，贏得了人民廣泛的支持，這是共產黨人最終能夠取勝的根本原因。在抗戰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由黨領導的地方根據地。中國共產黨不再是蘇聯共產黨的一個“復制品”，而且成為一支帶有鮮明中國民族主義特色的、合法的、本土的政治力量。

詹隼的觀點反映了美國學者對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主要變化趨勢。然而，詹隼遭受的絕大部分批評並不是來自於他正在取代的保守主義的右翼學者，而是來自於快速崛起的左翼學者。詹隼始終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和抗日戰爭，他將旨在實現階級調和的統一戰線政策視作共產主義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鼓吹共產黨領導下的民眾運動。他的這些觀點都成為人們批評的目標。詹隼嘲笑“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將研究重心放在社會經濟改革上——無論是極端的還是其他形式的改革。詹隼堅持他的右派觀點，並將他的理論應用到越南和其他民族解放戰爭中，他為此遭受到更加激烈的批評。他在1973年的《人民戰爭分析》一書中寫道：“就革命策略而言，只有和民族解放的努力結合到一起時，共產主義才可能獲得成功……”。“為了充分動員農民，讓他們支持遊擊戰，必須采取土地改革這樣的措施滿足農民的切身利益。但動員農民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告訴他們，他們的不幸是由帝國主義的掠奪——通常的表現形式是外國武裝侵略——造成的。”[4]

詹隼的觀點引發了人們持續而激烈的爭論。詹隼開創了一個新的西方中國歷史學派，這一學派將地區性根據地作為研究重點，力圖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對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的成功進行合理的解釋。[5]當然，到1969年，幾乎所有人都掌握了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因此，在寫作本書之前，我意識到必須仔細分析詹隼理論的矛盾之處並找到對抗權威觀點的有效策略。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會很自然地想到，在詹隼引用了大量資料、論證嚴密的理論中也會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詹隼駁回了我最初的兩個論文選題（第一個選題是“延安遺產”，第二個是“文化教育的革命性改革”），此後我們選定了“1945—1949年中國的內戰”。我選擇該題目的理由是，這一時期正好與1937—1945年錯開，可以避免與他的文章在內容上產生直接的沖突，而這兩個時期又足夠接近，可以讓我提出與他的觀點相對、他必須認真考慮的論點。

不幸的是，不到幾個月，我細心設計的策略便遭遇了重大挫折。最初，我的計劃看上去十分完美。準備階段的閱讀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從1945—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從一支遊擊性部隊轉變成能適應運動戰、大規模傳統戰爭的武裝力量，並在戰場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關於這場內戰的當代論述幾乎是相同的，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還是敵人、外國觀察家、中國內戰的參與者、前軍事人員或民間評論者，都一致將中國共產黨的獲勝歸功於基本的“政治”原因。許多人甚至聲稱，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主要是在政治上，而非軍事上的。不僅如此，這些當代的評論者還認為，國民黨腐敗無能、經濟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上的失敗與共產黨的勝利具有同等的決定意義。在共產主義獲勝的眾多政治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條據說是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政策，這一政策看上去充分體現了農民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