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運動[3]（第2/3頁）

11月27日，昆明幾乎所有高校和中學約30多所超過3萬名學生拒絕上課。第二天，罷課委員會再次開會。他們達成共識：“一一·二五”事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總體政治形勢的反映。會議起草了四點要求，決定通過無限期的罷課來實現它們。這四點要求為：（1）停止內戰；（2）實現集會、結社、言論和出版的民主與自由；（3）建立聯合政府；（4）外國勢力不得插手內戰。

同時，雲南省當局也在尋求平息學生罷課的途徑。他們號召在中學和高校內建立反罷課委員會。省教育部部長召集中學和高校校長舉行會議。在會議中，雲南大學校長據說在發言中表示，如果士兵那時在學生集會時不開槍會比較好。新來到昆明的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的回答廣為流傳：“你的學生有演講的自由，我的士兵有開火的自由。”但是李宗黃保證發表支持國民自由的聲明。

11月30日，學生走出校門來到昆明的街道，以小分隊的形式宣傳他們的四項新要求。他們到處受到便衣警察和警方的阻撓。在一次緊急會議上，學生認定情況過於危險，第二天他們將不走出校園。在12月1日早上10點鐘之後，一大群陌生人擁進雲南大學的正門，他們有的穿著軍服，有的則是小工或普通民眾打扮。學生快速集合，用石塊投擲闖入者，命令他們撤出。這些人隨即轉赴西南聯大，途中經過雲南大學附屬中學時擊毀門窗。一隊人馬攻擊宿舍，另一隊強闖入聯大師範學院。當暴徒沖進食堂時，學院的學生正在開始吃午餐。一場混戰開始了，附近昆華工學院的學生聞訊跑來助陣。搗亂分子最終被趕出了正門。作為回應，這次他們將一枚手榴彈越墻扔入。一位學生被擊中，其他學生往後撤退。暴徒再次擁入正門，並扔出第二枚手榴彈。許多學生受傷。一位女生沖上前幫忙的時候，身上被刀子捅了數次。

在寢室，學生被告之襲擊正在進行，於是他們盡可能做好準備。一位中學音樂教師剛剛走出大學理發室，這時一枚手榴彈落在他跟前。他撿起手榴彈，顯然準備扔回去，結果手榴彈在脫手前爆炸。在聯大工學院，儀器被搗毀，一名教授遭到毆打。雲南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趕來救助傷員，但是入侵者堵住了去醫院的路並襲擊了一名送往醫院的擔架上的學生。鬧事者直到下午5點後方撤離。包括那名女生在內的三名學生和音樂老師生命垂危。在手榴彈襲擊中，一位男生失去了一條腿，至少十名其他學生受了重傷。

直到幾個星期後，昆明的學府才重歸平靜。在這期間，死者被追認為烈士。他們的同班同學把大學圖書館清理出來一部分放置裝殮的棺木。懸掛挽聯，燒香供奉。棺木在圖書館停放了三個半月，學生們在這期間為能夠獲得在城市街道列隊出殯的許可奔走。在這三個半月中，昆明接近一半的市民前來吊唁，有的出於同情，有的則出於好奇。

在事件發生的幾天內，昆明當局宣布兩位復員士兵已被逮捕、審判和定罪。兩人被立刻槍決。重慶和昆明的官員隨後聲稱這兩個人被共產黨收買，在學生中制造事端，又提及昆明學生的反戰運動系共產黨煽動。[9]與重慶國防部有關聯的某消息方稱共產黨“用金錢和地位賄賂歹徒，受雇者潛入神聖的學府，暗藏武器，屠殺手無寸鐵的青年，釀成慘劇。”[10]

學生們不領情，認為審判和槍決（前者秘密進行）只不過是自我洗脫。有一種盛行的說法是，這兩個人只是隨便從當地監獄提出的犯人。學生普遍認為國民黨雲南省主席李宗黃和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關麟徵對這起暴力事件負有責任。[11]因為多年前的一起事件，學生對李宗黃特別持敵對心理。作為一名年輕的國民黨官員，他據說在昆明教育改革運動期間對一位學生梁元斌的死負有責任。

12月5日，昆明學生罷課委員會擬定了十一條要求作為復課的條件，這十一條要求可按基本目標分為三類。這三個目標為：立即結束內戰；對“一二·一”慘案的徹底調查；懲辦罪犯，包括罷黜和審判慘案的涉嫌組織者，即李宗黃和關麟徵。在這三個主要標題下的細節要求包括：成立聯合政府；保護公民自由；杜絕隨意的逮捕；撤回中央通訊社侮辱聯大，稱教授和學生為共產黨員的表述；撫恤傷亡者。[12]

12月8日，蔣介石發表聲明，敦促學生結束罷課。在聯大，學生直到12月26日才重新上課，依舊堅持認為他們的要求沒有被滿足。同時，隨著事件始末的被知悉，全國掀起了聲援的浪潮。到了1946年3月，學生被允許列隊出殯的時候，全國的各城市和城鎮為音樂教師和三名學生舉行了追悼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