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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情況，老總核查過沒有？”

“盡了全力。斯蒂夫契克是有档案可查的。他是負責匈牙利問題的參謀軍官，經歷豐富。是個技術專家政治論者。他不是在進修，就是在國外增長見識：華沙、莫斯科、北京待了一年，在非洲當過武官，最後又回到莫斯科。當將軍他算是年輕的。”

“老總有沒有告訴你此行是搞什麽情報？”

“國防資料。火箭。導彈。”

“還有別的嗎？”史邁利說，遞過酒瓶來。

“還有一些政治情報資料。”

“還有別的嗎？”

史邁利不是第一次明顯地感到，吉姆不是不知道，而是仍舊堅決地想忘掉一切。在黑暗中，吉姆·普萊多的呼吸突然急促重濁起來。他把手放在方向盤上，下巴靠在上面，茫然地看著已經結霜的擋風玻璃。

“他們在槍斃以前被逮到多久？”吉姆想要知道。

“恐怕比你久。”史邁利只好承認。

“天哪。”吉姆說。他從衣袖裏抽出一塊手帕，抹一抹臉上的汗水和不管是什麽亮晶晶的東西。

“老總想要從斯蒂夫契克那裏弄到的情報。”史邁利仍舊輕聲地提示。

“他們再三訊問我的也是這個。”

“在沙拉特？”

吉姆搖搖頭。“在那邊。”他向山那邊點點頭，“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是老總安排的。我無法說服他們這是我自己安排的。他們聽了大笑。”

史邁利於是又耐心地等著吉姆繼續說下去。

“斯蒂夫契克，”吉姆說，“老總始終惦記著一件事：斯蒂夫契克能夠提供答案，斯蒂夫契克能夠提供線索。我問他，‘什麽線索？’他拿出他那個棕色裝樂譜的袋子，抽出幾張圖表來，上面盡是他的批注。用蠟筆畫的圖表。他說，‘給你的資料。這是你要見的那個家夥。’斯蒂夫契克的一生逐年都有記載，他帶我看了一遍。軍校、獎章、老婆。‘他喜歡馬，’他說，‘你過去也喜歡騎馬，吉姆。這又是共同的地方，請記住。’我想：這倒挺好玩，坐在捷克某個地方，警犬在追蹤我，卻閑談怎樣訓練純種馬。”他笑得有點奇怪，因此史邁利也笑了。

“用紅蠟筆寫的職務是斯蒂夫契克替蘇聯做的聯絡工作。綠筆寫的是他的諜報工作。斯蒂夫契克什麽都有份兒。捷克軍方諜報部門第四號人物，首席武器專家，國內安全委員會書記，主席團的軍事參議，捷克軍事諜報系統的英美方面負責人。接著老總指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這一段，斯蒂夫契克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職，一半綠筆，一半紅筆。老總說，表面上斯蒂夫契克是華沙公約聯絡委員會裏的捷克中將，但這不過是個掩護。‘他和華沙公約聯絡委員會沒有關系，他的真正工作是在莫斯科中心的英國處裏。他的工作假名叫米寧，’他說，‘他的工作是代表捷克方面與中心配合工作。這可是個有價值的寶藏，’老總說，‘斯蒂夫契克要向我們出賣的是莫斯科中心打進圓場潛伏的地鼠名字。’”

史邁利想，這很可能只是兩個字，這時他想起了麥克斯，突然又感到了擔心。他知道，到最後，不過就是地鼠傑拉德的名字，黑暗中一聲喊叫。

“‘有個爛蘋果，吉姆，’老總說，‘把別的蘋果也弄爛了。’”吉姆一口氣說了下去。他的聲音僵硬起來，他的態度也僵硬起來。“他不斷地說著他用淘汰的辦法，從頭調查起，幾乎已經得出了結論。他說，剩下了五個可能性。別問我他是怎麽得出這個結論來的。他說，‘是高層的五個人之一。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他給我喝了一杯酒，我們倆坐在那裏，像兩個小學生那樣約好用什麽暗號。我們用了《鍋匠、裁縫》這首兒歌。我們坐在公寓房間裏，一起想出這個暗號，喝老總請我們喝的那種便宜的塞浦路斯雪利酒。如果我無法脫身出來，如果我遇到斯蒂夫契克以後出了什麽事，如果我不得不轉入地下，哪怕我得到布拉格在大使館門上用粉筆塗寫，或者在電話中向布拉格常駐站長大聲嚷嚷，我也得把那兩個字傳給他。鍋匠，裁縫，士兵，水手。阿勒萊恩是鍋匠，海頓是裁縫，布蘭德是士兵，托比·伊斯特哈斯是窮人。我們不用水手，因為與士兵同韻。你是乞丐。”吉姆說。

“我現在還是嗎？對於老總的這個想法，吉姆，你是怎麽看的？總而言之，你覺得這個想法怎麽樣？”

“完全是胡說八道。”

“為什麽？”

“就是胡說八道，”他用一種軍人的固執口氣重復說，“以為你們中間有一個是地鼠——這不是瘋了嗎？”

“但是你還是相信了？”

“沒有！老天，老兄，你怎麽——”

“為什麽不相信？從理論上來說，我們一直認為這件事遲早是會發生的。我們總是互相警告：要提高警覺。我們把別的單位的人搞成我們的地鼠已經夠多了：俄國人、波蘭人、捷克人、法國人，甚至還有一個美國人。為什麽英國人忽然成了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