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4（第2/5頁）

唯一會救你的，就是你的直覺和專業技藝，務必深深烙印在靈魂裏。我想我一定是認真聽到了這些話，因為，才退休九個月，我就發現有輛出租車載著一名乘客，繞著這個街區打轉。在巴黎，不會有人這樣搞的，因為交通太混亂了，這樣說不定要繞上好幾個小時。

此時是忙碌的星期五晚上，剛過8點，我在瑪德蓮大道的一間街邊咖啡店，等著一名年老的醫生。他是美食家，常常請約會的俄羅斯女人吃昂貴的大餐，而過夜還更花錢，所以他常常鬧窮。在我來看，執業醫生缺錢是一大優點。這表示當他診斷病人、寫處方箋時，已經準備好願意聽病人的建議。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那輛出租車第一次經過時，我沒有注意到—反正不是有意識的—但我專業技藝的某個部分，一定是記住了隨時變化的塞車陣。那輛車第二次經過時，我就知道看過了。

我心臟猛跳，但是表面上不動聲色—以前的訓練發揮了作用。我只是盡量若無其事地暗自緊盯著那輛車，咒罵著塞車和車頭燈害我無法看清後座的乘客。但我想乘客是誰也不重要，我只是覺得，如果知道要來殺你的人是誰，應該也不錯。

車潮把那輛出租車帶走，我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第一次經過是確定你的位置，第二次經過是要安排角度，第三次他們就會開火了。我在桌上丟了十歐元，趕緊起身離開。

我聽到後頭有個聲音在大喊—是那個醫生，但我沒時間跟他說今天我們沒辦法協助對方滿足各自的惡習了。我左轉進入巴黎最棒的食品專賣店艾迪亞，迅速穿過一堆堆完美的水果，進入擁擠的葡萄酒區。

在那短短的瞬間，所有一切清楚浮現—就是這類狀況通常會有的—盡管沒有任何證據，但我的直覺大喊著是那些希臘人。那個老頭不只有財務實力，也有深刻的動機來尋仇—隨著每個過去的聖誕節和生日所帶來的刺激，這種動機只會更強烈。而且他很容易就能找到人手：歐洲任何警力單位所做的犯罪情報都會告訴你，有半數的阿爾巴尼亞人都涉入了雇傭殺手這一行。

艾迪亞的葡萄酒商品區有一扇後門，通向一條小街，我毫不遲疑地穿過那道門，左轉。這是一條單行道，我急步朝著車行的逆向走。在這種情況下，你只能朝逆向走，這樣你至少可以看到殺手逼近。

我察看前方的道路，心知自己所面對的是一個籌備完善的復仇計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無論走到哪裏，一部分的我總是在思考最佳脫身路線，我腦袋深處總是有個看不見的脫逃程序在運行。當時我最大的後悔，就是沒把槍帶在身上。

之前我猜想，出去喝一杯咖啡，跟醫生簡短會面一下，然後搭出租車回家，頂多只要半小時。於是我的槍就留在公寓裏的保險櫃裏。我大概是變得松懈了。此刻就算我看到他們迎面而來，也其實做不了什麽。

我首先就是要回家，把那個該死的保險櫃打開，拿出我的槍。我右轉，迅速走過一個街區，左轉，來到我要找的聖奧諾雷郊區街—沿著這條路不遠處，就是愛麗舍宮。開著那輛出租車的希臘人或阿爾巴尼亞人，都應該會曉得這是全巴黎最安全的一條街道—屋頂上有狙擊手，整條路二十四小時都有反恐監控。此時我才終於覺得比較安心，趕忙招了一輛出租車。

我請司機緊靠著我那棟公寓的後門停下，迅速打開車門，蹲低身子，打開鋼板門的鎖進去，沒讓任何人看到我。那個司機覺得我瘋了—但反正在他的宗教觀念裏丟石頭砸死通奸罪的女人被認為是對的，所以我想我們算是扯平了吧。

我把門甩上，跑過地下車庫。這棟石灰巖建築物是庫西耶伯爵於1840年代蓋的，曾經是一棟宏偉的大宅，後來淪為廢墟，到去年才翻修成為公寓，我租下了一樓的其中一戶。雖然這戶很小，但通常像我這樣的人是絕對租不起的，不過我的經濟狀況改變了—比爾·莫道克三年前死了，當時我正短暫出差到意大利。

沒有受邀去參加葬禮，讓我覺得很難過。我只收到一封格蕾絲寄來的短箋，通知我比爾猝逝，說已經下葬了。這就是我的養母—嫉妒我到最後一刻。幾個月後，我收到一個律師寄來的信，說比爾的那些公司—由一個境外信托管理—都留給了格蕾絲。這也是意料之中，畢竟他們是結縭四十年的夫妻。那封信裏說，雖然遺囑中沒有讓我繼承任何東西，但格蕾絲決定要撥出足夠的錢給我，每年會支付八萬美元。雖然沒有明講，但意思很明顯：她相信這樣就結清對我的責任了。

幾乎整整兩年後，格蕾絲也死了。她兩年前的無情表現，讓我不覺得有任何義務，於是也沒回格林威治鎮的那個古老聖公會教堂，去參加那場盛大的社交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