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72

我沿著遊艇碼頭行走，雖然腳酸又饑餓，卻焦慮得無法進食或休息。自從我把電池放回手機裏、離開庫馬利的辦公室，到現在已經三小時了，一路走過了海灘、舊城區，現在來到了濱水區。

我兩度要打電話給布瑞德利，查問DNA檢驗的結果，但都及時阻止了自己。之前我已經打電話跟他強調過這件事有多緊急，而且我知道他和“低語死神”會安排盡快進行，等他一知道結果就會打電話給我。但盡管知道，卻沒有讓等待更容易。快點，我不斷告訴自己。快點吧。

我正走過幾個海鮮攤，前面是一些喧鬧的港邊酒吧，此時電話響了起來。我根本沒看來電者顯示就接了電話。“班？”我說。

“有結果了，”他說，“還沒有細節，只是接到電話講了摘要，但我想你會希望盡快知道。”

“說吧。”我回答，設法讓自己的聲音平靜些。

“那個小家夥絕對不是那個女人的兒子。”

我的反應是呼出一口氣—之前我緊張得根本不曉得自己憋著氣。那為什麽庫馬利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撫養？我問自己。

“不過這兩個人是近親，”布瑞德利繼續說。“有99.8%的概率，她是男孩的姑姑。”

“姑姑？”我說，然後又自言自語說了一次。他的姑姑？

“是的，小孩的父親是女人的兄弟。”

那麽，我心想，蕾拉·庫馬利是幫她哥哥撫養兒子。我感覺到一陣興奮的大浪—忽然覺得一切都清楚了，但我什麽都沒說。

“目前我只能告訴你這些。”布瑞德利說。

“好吧。”我冷靜地說，掛了電話。

我站著不動，把酒吧裏面酒客的喧嘩聲隔絕在外。蕾拉·庫馬利的哥哥有個兒子，由她當成自己的孩子撫養—而且完全對外保密。

再一次，我問自己，為什麽？為什麽要對這種事情撒謊？照顧你的侄子有什麽好丟臉的？

我想到那天早上我去那個小公園找她時，她看到我出現所露出的憤怒，還有她抱起小男孩那種鬼鬼祟祟的感覺。我還記得當時以為自己撞見了一個秘密。那並不尋常，一切都說不通。

當然了，除非小男孩的父親是個亡命之徒—比方說，一場秘密戰爭裏的軍人。他總是在移動，這樣的人，或許就會把兒子交給妹妹撫養。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一個美國調查人員出現，發現了那個男孩的存在時，蕾拉·納蘇裏·庫馬利就會很警戒。

但小家夥的母親呢？她人在哪裏？大概是死了—被炸死或射殺。

我找到一張長椅，坐下來瞪著地上。過了好久，我才擡起頭，從那一刻開始，我有一種到達分水嶺的莫大感覺，不再相信蕾拉·納蘇裏·庫馬利是在對著一個恐怖分子講電話。我相信她是在跟她哥哥講電話。

我終於想通了—我明白一個阿拉伯狂熱分子和一個溫和的土耳其警察之間的真正關聯。他們不會討論一個致命計劃的手段或天花的死亡率。我們以前假設他們都是恐怖分子，但真相要遠遠更人性得多：他們只是家人。

沒錯，她大概知道他是亡命之徒，但我不認為她知道他所涉入的攻擊行動有多麽嚴重。在她心中，他大概也是其中一個普通的狂熱分子。沒有證據顯示她知道他在策劃一個大規模謀殺的行動，或甚至知道他在興都庫什山。

我開始快步行走，穿過一群群度假人潮，躲開車子，走向旅館。可是那兩通電話呢？在那個關鍵時刻，為什麽撒拉森要冒著毀掉一切的危險，打電話給她呢？

就像我之前說過的，我發現一切都很清楚了。在庫馬利家臥室的档案櫃裏，我看到過當地醫院的賬單，上頭顯示小家夥曾因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而住院。我不記得他入院的確切日期，但我不必記得—我很確定日期符合蕾拉·庫馬利和她哥哥通電話的那兩天。

她一得知小家夥的病情有多麽嚴重，就在網絡布告欄上貼了他們的密碼訊息，通知撒拉森趕緊打電話給她。因為她很擔心，認為身為父親的人有權利知道這件事，而且以撒拉森對宗教的虔誠，他會希望替兒子祈禱。

大部分約會網站和刊登個人廣告的網站，都會自動通知會員可能有他們感興趣的貼文。撒拉森就會收到一份文字短信，告訴他有個人同樣很迷某個冷門詩人—或是類似的—剛剛貼了一則廣告。他知道一定是有壞消息，就打電話給他們之前指定的那個電話亭，聽她預先錄好的訊息。

那個時機一定很煎熬。他身在阿富汗一片荒涼的高山上，要測試他花了半生研究出來的成果，此時三個感染天花的人被封鎖在一間小屋裏面快死了，他知道如果自己被人發現，大概馬上就會沒命。就在這個時候，他又得知兒子得了重病，可能還會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