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帝國秘史：真相只有一個（第5/6頁）

  殘唐煙樹

“那堪獨立斜陽裏，碧落秋光煙樹殘。”這是晚唐詩人劉滄眼裏的帝國殘景。在晚唐這個時代，除戰亂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全軍性的“下克上”；二是全國性的饑荒。唐憲宗時，東梁州士兵五千人轉移駐地，發生了將領驅逐主帥事件。大臣溫造帶一隊人馬去收拾局面。到東梁州後，他先是安撫叛亂軍士，幾天後又在馬球場中設宴。叛亂士兵都很小心，帶兵器赴宴。溫造在場地中吊了兩根長繩，建議叛亂軍士吃飯時將兵器掛在繩上。吃著吃著，溫造一聲令下，叫人猛拽懸掛著兵器的繩索的另一頭，於是兵器都被繃上天。溫造隨即叫人反關轅門，帶人將五千叛軍一並撲殺。這樣的描述有些誇張，但卻說明，軍隊中驅逐或殺害主帥現象從唐朝中期就開始了，到了晚唐更是難以控制。當時的情況是，主帥往往看手下的將官臉色行事，而將官則得看手下的小兵臉色行事。軍士一有不滿就會嘩變。以唐懿宗鹹通年間的徐州兵（番號為“感化軍”）為例：那裏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驕縱異常。到什麽程度呢？連年驅逐主帥和節度使。據晚唐五代劉崇遠所著的《金華子》記載：“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立於兩廊夾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之間，一夫號呼，眾卒率和。節使多儒，素懦怯，聞亂則後門逃遁而獲免焉，如是殆有年矣。”也就是說，在徐州，每天有三百士兵提著刀槍，遊走於衙門，一有不如意，只要一個士兵喊，其他士兵就跟著響應喊號，嚇唬作為最高行政長官的節度使。晚唐皇甫枚所著《三水小牘》更是記載了“徐州兵”下級軍官陳璠襲殺主帥支祥的暴力事件。到唐昭宗天祐年間，浙西小兵周交帶人在軍中襲殺大將秦進忠、張胤等十余名高級將領，把這一風氣推至高潮。這種現象一直延伸至後來的五代十國時期。比如，在後唐時，李存勖軍中有個小校叫安道進，性格兇險，常佩劍於身。此日，他拔劍玩賞，對人說：“此劍可切銅斷玉，誰敢擋吾鋒芒？”這時候，安道進的上級說：“這算什麽利器？如此妄誇！假如我把脖子伸過去，你就能給砍斷？”安道進說：“您真能把脖子伸過來？”安道進的上級以為安道進在開玩笑，就把脖子伸過去。安道進揮劍而斬，人頭落地。四周之人尖叫驚散。安道進把寶劍收回鞘內，露出詭異的一笑。以上，就是晚唐五代時期“驕兵悍將”的現象。與晚唐“驕兵悍將”並稱的，是遍布整個帝國疆域的大饑荒。下面這個故事可說明當時的情況。唐懿宗鹹通年間，洛陽一帶鬧饑荒，谷價甚貴，餓死之民不計其數。人們以桑葉為食，致使桑葉價錢暴漲。時有新安縣民王公直，家有桑樹數十棵，葉冠茂盛。這一天，王公直與其妻合計：“現在家裏糧食也沒了，全力養這些蠶，也不知道以後有沒有用。讓我看，不如放棄養蠶，趁著桑葉價錢貴，去賣葉，或許可以賺到不少。用這錢買一個月吃的糧食，也就能熬到了小麥成熟了。這樣比等著餓死好吧？”其妻表示贊同。於是，夫妻二人把養的蠶都給活埋了，隨後把桑樹葉打下。轉天王公直帶著桑葉去洛陽販賣，收入三千文錢。王很高興，用一部分錢買了一大塊豬肉，又買了些燒餅。到了徽安門，門吏見王公直所背的行囊裏有血滴出，灑了一地，於是叫住他進行盤問。王公直說：“我剛才賣了些自家種的桑葉，換了錢，買了點豬肉。這行囊裏流的是豬血吧，沒其他東西啊。”還放心地讓門吏來搜。這不搜不知道，一搜嚇一跳。門吏竟從行囊裏搜出一條人的臂膀，血肉模糊！鹹通庚寅歲，洛師大饑，谷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極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餒死乎？”妻曰：“善。”乃攜插坎地，養蠶數箔瘞焉。明曰淩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肩及餅餌貯囊，無他物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三水小牘》）王公直被扭送至官府。河南府尹正王公凝審理了這個案子。王公直表示，他確實沒殺人，並叫官差去他家桑樹下檢查。官差前往檢查，到了村子，鄰居們也說王公直平時沒惡跡。但出人意料的是，官差到了埋蠶的地方，挖開一看，裏面真的有一具屍體，少一臂膀！把王公直行囊裏的臂膀拿來一放，正好接上。官差回報河南府尹正王公凝。王公凝沉吟良久，說：“這當是蠶蟲在報復。王公直雖沒殺人，但卻將蠶活埋。蠶，天地之靈蟲，綿帛之根本。律法可恕，情理難容，其所作為，實與殺人沒有區別，當用嚴刑以絕此兇醜現象。”王公直遂被處決。隨後，王公凝再叫官差去驗查。埋在地裏的那具死屍已經不見，都化為腐蠶。上面這個故事為我們展現了唐朝末年全國性饑荒的嚴重程度。從公元9世紀70年代懿宗末年開始，到唐僖宗即位，偉大的帝國終於行將崩潰。現在有學者認為，導致唐朝滅亡的最重要原因其實是由氣象造成的全國性顆粒無收，而不是連年的兵亂。從懿宗末年開始的饑荒一直延續到五代十國時期。當時，吃人肉的現象非常普遍，這倒不是因為大家的口味特殊，而是實在沒有辦法。以五代十國時期的一個故事為例。時有安徽霍丘縣令周潔，罷任後遊淮河。當時饑荒又至，周潔一路走來，絕少有煙火，好不容易看到一所屋舍，但扣門許久才有一女子開門。女子說：“現在是饑荒之年，家中老幼都餓倒在床，沒什麽東西招待客人，中堂只有一張小榻可供睡眠。”周潔稱謝，跟女子入門。來到堂中，女子的妹妹從裏屋出來，但藏在姐姐身後，別人看不到臉。周潔自己包中還有些幹糧，就取出燒餅二只，給了那女子和她妹妹。二人很高興，拿回裏屋吃。過了很久，再無聲息。周潔感到莫名的恐怖，但他沒敢多想，草草睡下。天亮時，他呼喊女子，但裏屋寂靜無聲。周潔一閉眼，猛地把門撞開，“乃見積屍滿屋，皆將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胸上。”兩個燒餅被餓死的姐妹倆緊緊地抓在手中，恐怖中浸滿了悲傷。在晚唐或者說殘唐的後期，軍閥攻戰無寧日，赤地千裏盡災荒。在那個“山中鳥雀共民愁”的時代，從大臣、士子到民眾，不是死於刀兵，就是亡於饑荒。能正常死亡的士民，少之又少。所以，當朋友貝韜善終而死後，詩人杜荀鶴興奮地寫下《哭貝韜》：“交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葬荔蘿。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在當時，即使有人幸運地逃過刀兵，但在那急變動蕩的世界中，往往也如處冰火兩重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郭七郎。郭七郎，湖北江陵人，是該城的首富。那一帶的人都靠著他的貨物來經商。僖宗乾符初年，跟他有生意關系的一個商人，去長安後久無消息。郭七郎去京城尋找，還真找到了，把欠自己的錢都要了回來，達五六萬吊之多。郭七郎呢，就在長安住了下來，並且迷上了平康坊的歌伎，天天沉湎其間，一來二去，花掉了一大半。這時候他發現，在長安，權幸把持朝廷，買官賣官，見怪不怪，於是花幾百萬錢，買了個橫州刺史。郭七郎赴任途中，返回江陵老家。當時，江陵被黃巢起義軍攻掠，一片狼藉。郭七郎的豪宅，被焚得連影子也沒了；家裏的金銀財產，早已經被搶劫一空。郭七郎趕緊打聽親人的下落，得知弟弟、妹妹都死於刀兵，只有母親幸存，帶著丫環住在茅草房，靠做針線活過日子。可以想象當時郭七郎的復雜心情。找到母親後，郭七郎雇船帶著母親去廣西橫州上任。船過長沙，入湘江，泊在永州江畔。當晚，他用繩子把船系在樹上，與母親住在了船上。不成想，夜半大風雨，河岸被沖毀，大樹倒下壓沉了船。母子都落到水裏，幸得船公相救，才保住了性命。但船上郭七郎僅有的那些盤纏，都找不到了。最關鍵的是，連去橫州上任的詔令和文書也都丟了。天亮後，郭七郎把母親背到附近的寺院。但母親因受了驚嚇，沒幾天就病故了。郭七郎一籌莫展。最後，他只好到零陵，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上級，經過萬千解釋，上級才相信他說的是真的。長官還算不錯，安葬了他的母親，又給了他一些錢。但是，沒任何憑證的郭七郎是沒法去橫州上任了，而且他還得為母親守喪，便在永州租房住下來。在永州，郭七郎孤身一人，舉目無親，吃了上頓沒下頓。想了很久，他決定幹老本行，就是給過往的船只掌舵，這是他當年發家前最擅長的。就這樣，江陵的首富，在幾個轉眼間，淪落成一個在窮鄉僻壤的窮人。永州的人們知道他經歷的，都叫他“捉梢郭使君”。而他的面目神色，早已不是首富的模樣，更不像刺史使君，而跟江上的船工沒有任何區別了。朝不保夕、命運無常，殘唐戰亂中，民間人物遭遇如此，官員也不例外。長安有官員李光，結交專權宦官田令滋，後暴死。其子李德權，借父之名，成為田令滋的手下。黃巢兵起，僖宗皇帝逃入成都，田令滋與大臣陳敬宣專權。李德權在田令滋左右，人們向田行賄，必先過德權這一關。因此他也聚財億萬，雖然才二十多歲，但已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仆射。後田、陳事敗，李德權也被官府追捕。他脫險而出，衣衫襤褸，流浪江湖，在復州幸得父親的故人李安收留。李安這時候僅僅是個管馬的小官。沒多久，李安死。李德權遂改名彥思，向上級申請繼承李安的職位。因為這官雖然很小，畢竟有點工資，能吃上飯。就這樣，已經改名李彥思的德權，成為了一個弼馬溫般的角色。後來有認識他的人，不忍揭破，背後稱他“看馬李仆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