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第5/7頁）

顧名思義，戰國時代的特色乃在戰爭。這時代的戰爭，在質量上都大變春秋的舊樣。第一，直至春秋末年，最大的晉、楚兩國，其兵力不過四千乘左右，以一乘戰士十人計算，也不過四萬人，再加一倍也不過十萬人；而戰國的七雄中秦、楚、齊、趙，各有“帶甲百萬”以上；韓、魏、燕的兵力也不下六十萬。第二，春秋時代的國防，其初只注意首都，後來才陸續給近邊沖要的邑築城。但除了少數有城的都邑外，其余的地方，敵國的軍隊可以隨時通過，如入無人之境。但在戰國時代，各國當敵的邊境都築起長城和堡壘，這表明國際的生存競爭已到了絲毫不能放松的地步了。第三，在春秋時代，征戰的目的以取俘奪貨，屈敵行成為常例；以占奪土地，殘殺敵人為例外。在戰國時代，則征戰的目的以占奪土地殘殺敵人為常例，而僅只取俘奪貨，屈敵行成為例外。國家對兵士，以首級論功，每次戰爭動輒斬首十萬八萬，甚至二十萬，甚至一坑四十萬。我們的辭典中最兇殘的“屠城”一詞是在戰國時代出現的（見《荀子·議兵篇》）。“師之所處必生荊棘”，“大兵之後必有兇年”，都是這時代人形容戰禍的實話。第四，戰爭工具在這時代也大有進步；以前的兵器全是用銅的，此時已漸漸的代以鐵和鋼；以前純用車戰，只適宜於平原，而不適宜於山險，調動也很遲緩，此時則濟以騎兵和步卒。此外攻城有“雲梯”的器械，舟戰有“鉤拒”的器械，都是戰國初年，魯國一個大工匠公輸般所發明的。第五，戰爭的技術在戰國時代日益專門化了。當春秋之世，各國的軍事領袖都是兼管民政的封君，純粹的武將是沒有的。戰國初期大政治家像李悝、吳起、商鞅……都是能帶兵出陣的，但自此時以降，文武漸漸分途。專門的名將如孫臏、穰苴、白起、王翦、廉頗、李牧……等相繼出現。專門化的趨勢並且及於至少一部分常備的兵士。他們合格的標準已被提高。他們所受的訓練，也更加繁重。他們和臨時征發農民充當的兵卒已有天淵之別。從上引荀卿所說魏國的武卒可見一斑。因為統治者對軍士的重視，民間也開始有結合團體，專習武技或兵法以供統治者選用的。這類團體中最著名的是墨翟所領導的“墨者”們，下文再將敘及。軍事專門化之另一表征是兵書的撰著。我國重要的“武經”，如吳起的《吳子》、孫臏的《孫子》、穰苴的《司馬法》、墨家的《備城門》等五篇，和尉繚的《尉繚子》全是戰國時代的產品。

第五節國際局面的變遷

晉國的西南角給黃河褖了一層，外面又給山地褖了一層，即屬於所謂“表裏山河”的地帶，也就是扼著秦人東向出路的地帶。這一部分的晉境，給魏國承受了。魏一日保持晉的霸威，秦一日不能大有發展。

魏文侯本已先秦孝公而著鞭。當戰國開場的六十年間，魏是風頭十足的一國。在它西邊的秦，東邊的齊，南邊的韓、楚，北邊的趙，沒有不受過它的侵略。前353年它把趙都邯鄲也攻破了，並且繼續占據了兩年，因為齊國的壓迫才退出。前341年魏又伐韓，韓求救於齊，齊將用了一個和吳起齊名的兵法家孫臏做軍帥，依他的計，領兵直搗魏的首都大梁。次年魏軍還救，大敗於馬陵；十萬雄師，一朝覆沒，主帥太子申和將軍龐涓都送了命。次年內，齊、秦、趙又連接向魏進攻（商鞅第二次征魏即在此時）連接把它打敗。不久楚人也乘機來報復。計馬陵之戰後二十余年間秦對魏五次用兵，魏對秦兩次獻地，秦人不獨奪回河西，並且侵入河東河南。

在四面受敵之下，魏君（後來的惠王）用了大哲學家惠施的計策，向齊國屈意修好；後來又用他的計策，於前334年和齊君相會於徐州，互認為王。這是魏人聯絡齊人的一種手段呢，抑或是抵制當時秦國挾周室以令諸侯的計策呢？恐怕兩般都有。與齊魏同時，燕趙中山（即春秋時的白狄國鮮虞）亦稱王，其後秦、韓、宋亦繼步。從此周室的余威完全消滅了，從此“尊王”的招牌再沒人掛了，舊時代所遺下的空殼已被打破了，新時代的幕已被揭開了。列強已毫無遮掩地以猙獰的面目相對，以血染的鋒刃相指，再不用尋覓題目，以為奪地攻城的口實了。

虎狼的秦國既已“出柙”，六國的最大問題便是怎樣應付它。六國的外交政策不出兩途，即所謂“合從（縱）”和“連衡（橫）”，或簡稱“從”和“衡”。依韓公子非在他的遺書裏所下的界說：

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

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