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濱口述（第13/14頁）

我就學歌舞，他們不讓學，說我有肺病，哎喲那不幹，非學。開始哪兒會啊，人家都是從延安來的，(手)都磨泡了，愣不管那套。我們文工團的，一解放就上街，打腰鼓，扭秧歌，樂隊的不參加，就是我們演員。喲我們的秧歌特棒，延安的腰鼓，大方，我們女的是藍的粗布褲子，紅襖，藍的帶雲頭邊的圍裙，藍印花布頭巾，男的是紫花布褲褂，粗布的，這兒系一個白腰帶，也是土布的，上邊白羊肚手巾那麽一兜，真漂亮，特別招眼，特好看，現在都是很時尚啊。他們二團的在我們對面，出來小綢子小緞子兒，特小氣，一看就是現在那些橋底下(扭秧歌)的。我們的腰鼓那叫大方(站起來表演)：哢哢哢哢，特棒，特好看，真好看，每個人伸開有兩平方米那麽大規模，他們都小裏小氣，我們那特大方。

定：您現在都覺得特好看？

濱：嗯，現在都覺得好看。1998年正月我到延安拍電視劇，正月十五他們出秧歌，一看都綢子緞子的，完了！不好看了。失去原生態的鄉土氣，失去審美價值了。

我在南下工作團的時候吃的菜都是從東北大麻袋運來的，大豆角子、茄子，都晾幹了，弄一盆，蹲著吃。吃窩頭貼餅子，高粱米，我從小就不愛吃高粱米，一見高粱米準哭，那也忍了，也吃。不讓我下去(南下)啦，在(文工團)這兒也是，高粱米啊，比南下工作團好一點，可以上桌子吃飯了，一到過年過節，豬肉燉粉條子，特帶勁兒。然後體檢一查，肺沒事，好了。後來我一琢磨，這就是體育療法，那會兒不都講體育療法麽，要是還像我原來那樣靜臥養病吧，準完。

定：那您後來怎麽又學起話劇來了？

濱：也不是學，就是參加文工團以後。1949年11月份張家口就鬧鼠疫，相當嚴重，我們就上街宣傳防鼠疫。畫的圖，然後講，在胡同的空場地方，沒什麽樓，敞開了風往嗓子裏灌，也沒個話筒，扯著嗓子喊，一下子嗓子就壞了，出不來聲兒了。不行我就分到話劇隊了，就沒在歌劇。我要是在歌劇隊，現在不是中國歌劇院就是中央歌劇院。這又是一次機遇。不過失去這機會倒沒什麽，到歌劇院也沒什麽發展，真的沒什麽發展，我成不了歌劇演員，最後可能做行政。

1950年的時候吧，1950年1月1號就成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李伯釗這點特好，把從美國回來的，香港回來的都收羅來，她哪兒的人都要，絕對是一個什麽。而且人藝1950年就有三產，原來做小提琴，後來是小提琴研究所，即現在的樂器工廠。

1950年初搞《生產大合唱》：“二月裏來啊”，主要是歌劇，歌舞，然後我們就都下去體驗生活，又到新華印刷廠搞一個獨幕劇，話劇，體驗生活一個月。哎喲那時候“五一”都過了，六月份了，我冷得穿棉襖，發高燒。7月份回來排戲，演出，我演主角啊，回來休息兩天我到醫院去查查怎麽回事，還是騎車去的，到那兒就給我扣下了，不讓回家了。黑熱病。那是熱帶病，原來得從加爾各答進藥，1950年已經有國產藥了。

那兒原來叫德國醫院，現在叫北京醫院了。(給我看病的)一個日本大夫，還有一個德國大夫。隔一天一注射，一針一百斤小米，一天兩塊錢夥食，那時候的兩塊錢，一個月60塊錢，是什麽概念呢？五幾年時候最低生活補助一個月是8塊錢，1950年恐怕都不到8塊，可能6塊錢，60塊錢是它的10倍呀。好比現在低保一個月300塊錢，十倍就是三千，一個月！我的天哪。就指定你這個病需要吃這個，幫助你吸收，治療都講究這個，營養師跟大夫要配合一塊兒。不像現在病人家屬又不懂，瞎訂，明明不能吃還要吃，吃出婁子來，不管。那夥食真好，開始的時候根本就吃不下，一天5頓還有水果，那水果絕對都是好水果，飯拿來都特熱。我就是好得快呀，絕對一級護理，不讓下地，拖鞋都不給。正是夏天，那時候沒空調啊，一會兒給你洗頭，一會兒給你擦身，弄得幹幹凈凈，利利落落。現在護士會這套麽？被子都疊不好。那時候高士其注258就是帕金森，也在這兒住院，毛岸英也在這兒割闌尾。什麽人都有，還有毛澤東的侄女毛遠志，患精神病——幻覺。對老百姓也都那樣兒，我是一個小蘿蔔頭，也和他們一樣，都是根據病情安排病房和膳食標準的，一視同仁。

定：您在醫院住了多少天？

濱：一個月。7月份出院的。我後來就一直做青年工作。注259

獨角戲不好唱，得有旗鼓相當的唱對台戲，你就得努勁兒了，你就得想辦法，光靠裝模作樣不成了，你得玩點兒真的。沒有對手，一個單口相聲說說就累了。後來我就琢磨，蔣介石那時候我們天天早上唱國歌，三民主義，後來添了黨員十二條守則，就背，這個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國民黨，到這份兒上就完了。所以我現在特恨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