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壇根兒下的日月 王春茂、嚴秀芹口述（第5/8頁）

嚴：那會兒他累著呢，一個人管好幾個班。

王：文化單一個班，票務單一個班，巡查單一個班。文化班包括殿堂，祈年殿啊，皇穹宇啊，講解這方面，那時候都管。反正不到50人，這3個班。到晚巴晌兒我都得記幾項事，有什麽事宜，或者說問題，幾個班的存休、輪休，你老得想著，站到人家角度上呢，千萬別給誰落下，你不給考慮到了，人家有意見。所以有的畫圈兒，有的畫紅點兒。(每天的事)我都有記錄，我就愛記，我老怕有什麽事找不著根據，或者遇見什麽事想不起來。我就在那兒住，我就搬到那兒去了。

嚴：他都不家來。家裏不用他，我仨孩子哪個有病，他都管不了。都是我一人弄。

王：我在那兒，老伴全力以赴地支持我。那會兒就想將來理想實現了，社會主義了，生活都沒問題。就那樣想。

天壇的發展，那就單是一說了，那時候可真苦，窮啊，太窮了，整個園子沒燈，就是二門那兒一個燈，我在西門，票務班在西門。晚上凈完園還得上東門鎖這個門去。

嚴：一個人兒去凈園去，多危險呀。上大殿。

王：凈園是大夥兒凈，就是鎖門的時候，人家都住到外頭。讓人走了我拿著鑰匙，我到東邊鎖了就完了。

嚴：西門到東門就特遠了。

王：還得鉆那黑墻洞子呢，叫鬼門關。打那邊走，拿著電棒兒。就是養成那麽一個習慣。

那會兒反正也沒斷了受到表揚，參加市五好職工大會，上人民大會堂。回來呀，就當工會專職幹部，就選為監委，後來又讓我做財委，管理賬，可是我不經手錢。錢交會計，到時候會計給打條，這費呀那費呀撥款。還做了一段時間工會主席。後來我們那兒一個行政幹部住院回來，由他做那個工作。我呢，月季園要搞一個全國月季會議，我們那兒有個月季園，養月季也挺出名，就讓我到那兒當班長，後來會又不在北京開了，我又回到票務(班)。那就到困難時期了，文化活動就少了，露天劇場就少了，舞會根本就不搞了。

工程班6年，文化票務班6年。完了就趕上“文化大革命”，天壇都住紅衛兵。不賣票了，沒多少事了，也不搞文化活動了，都造反嘛。我們那是保守的，捍衛團。人家是造反派，我們是捍衛團。我整天就著急什麽呀，老怕空崗位，這兒把鑰匙給你，開會去啦，那兒開會去啦，派人，派誰呀，那怎麽辦，光著這個急，老怕出問題，出點什麽錯。

後來就奪權，我這個班長的權也得奪，班裏頭奪呀，也得有個核心哪。人家造反了，說你把鑰匙拿過來吧，其實鑰匙有什麽呀，就我那門上那鑰匙，還有我那抽屜。奪了權也開會，說你們該怎麽幹還怎麽幹，我說那怎麽幹呢，還兩派呢我怎麽抓呀，倒是誰都不怎麽我。

嚴：他人緣兒好著呢。

王：沒有幾天就成立政工組，連帶擴充帶形勢變化吧，就單獨分出一部分人，成立一個保衛組。這就明確了，文物古跡歸我們，實際上還是我做。後來成立外事文物組，又讓我去做，就做聯絡外事工作。那陣兒禮節性的接待，不照現在是旅遊接待，那會兒不是，那會兒要求領導出面，像總統一級的，都要求領導出面。一般的部長級的接待，就不要求領導出面了，一般的就是讓我去。我掌握這方面情況呢，新來的同志就教給他們。禮節性接待一年還挺頻繁的，頭頭腦腦的，總統啊，都是領導人。人家差不多也都熟悉，外辦的或者什麽的，公安部門的。我就覺得不能老是我一個人出面啊，人都一樣，我就列一個表，禮拜一禮拜二……禮拜日，再輪回來，該誰誰出面，可是盡管這樣，領導還是讓我去，組織決定你也不好說。

定：聽說您接待過好多次基辛格？

王：啊，單獨接待也有幾次，一塊兒接待的也有不少次。像他帶著總統的女兒，或者是別的總統，或者別的領導人去，像是英國女王，還有英國的那個首相，也是女的，那就得找女同志去，找女同志去領導也還是讓我盯著。我就怕出問題。要出點錯反正得由我承認了。可是我也要求別人：咱們出小事也是國家大事，一捅就捅到天上去。

嚴：有時候夜裏就讓上大殿去。

王：不管你什麽時候通知，只要你通知了，我這腦子就閑不住了。有時候還得寫出來，到哪兒要說什麽。

定：您的接待就是給他們講解是嗎？

王：講解呀，帶著他們走呀。我沒有能力，文化水平低，可是我也鉆研……參加工作以後上夜校，一點點學的。在工程班的時候我鉆工程，買砌磚技術的小冊子什麽的。一搞文化班呢也硬鉆，找人啊，搜集資料啊，反正幹哪幾樣就得鉆哪幾樣，我自己考慮我也沒有什麽特殊的。這後來呀我就老想，那會兒念的書還真不如現在出的書，現在出的書解釋這方面特好懂。那會兒背還背不過來呢，先念去吧，晚巴晌就背。實際上人家領導人來的時候，聽不了那麽多，把主要的介紹一下就行了。領導之間人家還要說話兒呢，你得看情況，不能冷場，這一段沒人說話自己就得上去。可是外賓一般的不管領導人也好，總想把解說員揪到跟前，人家領導跟著呢，有時候確實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