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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羅·格林是個大塊頭的留著黑色波浪頭發的人，穿著線條分明的深色服裝，上面有閃閃發光的袖扣，打著白色或銀色的領帶。他迅速有力地對著辦公桌上一個紅色電話講話。他作為一個廣告人在《紐約時報》已工作25年了，此前是在《先驅論壇報》和《美國雜志》（Journal-American）的廣告部工作，再往前是梅西百貨公司的廣告經理。他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後到的梅西百貨。《紐約時報》的廣告中每一天都描繪著豪華的世界，在假日裏去歐洲旅行的幸福的人，穿著貂皮衣或佩戴著蒂芙尼珠寶的苗條的時裝模特兒，一點兒都不像格林在他的大半生所知道的世界。他的父親曾在新澤西州的南安博伊經營一家小服裝店，在他唯一的孩子格林才10歲時就去世了。盡管他也可以無憂無慮，輕松愉快，但他天生是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堅定的現實主義者，一個不容易被他的廣告的虛幻夢想所影響的人。

從他辦公室的窗戶向外看，他能看到大街和一個醉鬼睡在一個舊劇院後面的台階上。格林能隱約地聽到交通擁堵的警報器聲。這聲音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位騎警的注意，他將必不可少地指出新聞車或卡車停放不當，但不會拿出處罰單，因為他知道當天稍後他得把他的馬拴進《紐約時報》裝卸斜坡後面的圍欄裏。格林能感覺到樓下印刷機的震動，並且以完全不同於樓上克利夫頓·丹尼爾的方式意識到《紐約時報》的權力。他的生活觀肯定不同於十層的社論作者們的生活觀，這些作者在平靜的居處寫作一些有時使格林感到惱怒的崇高期望和理想。記得一天早晨，他讀了《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該文章批評在喬治·華盛頓橋南沿哈得孫河建的有豪華房間的新摩天大廈。依《紐約時報》的社論作者所見，這座大廈是對新澤西崖壁景觀的褻瀆。但格林不同意這種觀點。他最近剛剛向這些公寓的建築者和擁有者出售了一份5萬美元的廣告副刊，並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對這個工程的贊美。格林知道，蒂什曼房地產和建築公司對這篇社論是最惱火的，他坐在辦公桌旁等著他們打電話來。他們甚至會撤銷以後的廣告，如果《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或評論冒犯了大商人的話，在他們中間這是常見的反應。例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談論吸煙引起肺癌後，一個卷煙廠主撤銷了廣告，使報紙損失了幾千美元。除了格林，報社的管理者中沒有人真正關心這件事。當《紐約時報》關心它的廣告人想些什麽時，一些管理者就說，那樣做將不再是《紐約時報》了。

盡管這不無道理，但格林還是相當怨恨他樓上一些同事漫不經心的態度，懷疑他們對待報紙商業方面的方式也許反映了他們私下對他的看法。他像他們一樣意識到了《紐約時報》的吸引力，但他也認為《紐約時報》一年在廣告上吸引1億多美元不單是靠這種磁力——還與格林有關，與他的幹勁、他的決定以及他的工作人員有關。正是他們帶來了金錢，使得十層編輯部的聰明人能大發慈悲，也正是在這金錢的支持下，三層的記者們才可以僅僅為了核實一項事實而打電話去柬埔寨。格林還覺得，廣告費盡管是由熱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時也為《紐約時報》的讀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僅告訴人們買什麽和在哪裏買，而且每天還描述了國家的經濟，對當代品味的見解。廣告對日常生活展現了第二種願景，證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滿了貧窮、威脅、炸彈和灰燼。在廣告上穿著名牌服裝的漂亮姑娘、吸著一支溫和昂貴的香煙的男士，都為《紐約時報》讀者在閱讀灰色的莊重欄目之余提供一種輕松的休閑。格林懷疑，從現在開始到50年後，那時歷史學家想知道20世紀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夢想時，他們就像閱讀新聞一樣也從閱讀廣告中得到許多啟示。當然，廣告強調的是積極的方面，而新聞強調的是消極的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間的某個地方。

6月的這一天，新聞集中注意的是“漫長炎熱的夏天”，密西西比的種族暴力；廣告突出的是夏天的交易——梅西百貨公司寬松的貂皮長外套，通常是299美元，現在降到了236美元。新聞挑出來的是嚴重的失業問題；幫助與求助廣告塞滿了對熟練工和新手提供職業的信息。新聞強調是住宅的短缺；廣告展示的是在紐約周圍各種價格的可購買的住宅。新聞注意的是名譽和權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敗；廣告卻迎合了每一個人每天的夢想，可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廣告也記錄日常人的悲劇，但只是在報紙背後以最小的字體，在商場清單和騰達的管理者平淡的照片之間——在這裏，接近於最下面，一個人可以在極小的字體中讀到那些已經破產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經被拋棄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經失去了包括夢想在內的某種東西並試圖復蘇的人的名字。他們把這些消息告訴《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會發表它，在它的分類廣告版裏每一行只收取幾美元——時報大樓六層的一個特殊部門負責這件事，成員主要是中年婦女，她們坐在用玻璃隔開的小房間裏，接聽電話，匆匆記下日常生活的可憐事實。如果這些事實不是太庸俗或報復性的，她們便把這些事實轉發到四層的排字室，供《紐約時報》下一版的公告欄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