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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茲貝格並非是唯一一個對紐約晚報市場感興趣的出版商，《紐約每日新聞》的老板們也在琢磨這些可能性，紐約的西班牙語報紙《日報》（El Diaro-La Prensa）的社長也一樣，不過這些人像蘇茲貝格一樣，對他們的計劃是絕對保密的。人們知道的有關《紐約時報》投資計劃的唯一事情，就是它將被擴寬為六欄，多少類似於倫敦的《觀察者報》。羅森塔爾領導著一個12人的委員會負責第一期，協助他的是一位名叫勞倫斯·豪克的牛欄編輯，還有阿瑟·蓋爾布和詹姆斯·格林菲爾德，以及一些編輯、排版師、記者，所有人員都集中在11層的一個臨時編輯部裏，那裏門窗緊閉，嚴防外人探聽消息。在那裏，他們制定了關於欄目、特色和整個新聞版式的計劃，而在大樓外面廣告部、發行部人員則負責調查，估算在紐約這樣的報紙會有多少收益。

經過幾周的努力和羅森塔爾的精心策劃，一張樣報終於拿出來了，在一天早晨5：30在時報大樓底層地下室得以付印。警衛看守著那堆剛印出來的40版的報紙，不讓外人隨意閱讀或偷走。當天晚些時候，這些報紙被送往副總裁伊凡·維特的辦公室，45份報紙被標好了號，送給大樓裏被選定的行政管理人員。幾天後，把所有報紙都要回來，但少了一份。經貿部負責人湯姆·馬拉尼離開大廈去度周末之前把他那份報紙鎖進辦公桌抽屜裏，但下周他回來時卻發現抽屜被撬，他那一份報紙不見了。

對於這份試驗品和第二個樣品的反應是復雜的——有的管理者喜歡它，也有的不喜歡，還有的猶豫不決，坐等觀望，其他起初就反對它的那些人，繼續反對，斷定第二種報紙將給《紐約時報》帶來不利的影響。蘇茲貝格最初對這個計劃很興奮，但後來他越想越不滿意。第二種報紙需要創造一種與《紐約時報》不同的哲學思路，但又不能不與其保持一致。還有另外一些問題：《紐約時報》當時的員工在這座大樓裏已很擁擠，把第二批人員安排在哪裏？此外在生產和勞動成本有史以來最高的情況下，能否有足夠的廣告收入來支撐一份新報？最後，蘇茲貝格擔心他和他的高級管理人員分散精力會影響《紐約時報》，於是他宣布晚報計劃束之高閣。由於紐約的其他報社老板也做出了同樣的決定，所以這個城市暫時還是只有一份晚報——《紐約郵報》。

羅森塔爾對蘇茲貝格的結論深感失望。羅森塔爾對這個新事業一直充滿熱情和樂觀精神，而且它也意味著自他就任主編助理以來的第一項重大項目，而現在他作為失敗者退下陣來。其他管理者卻不這樣認為，至少不這樣說。其實，晚報版一事一直是保密的。《紐約時報》很少有人清楚羅森塔爾的投入和希望。盡管如此，羅森塔爾還是深感不安——他順利而快速的升遷被中斷了，蘇茲貝格的決定給他以打擊，同時他又碰上了另一個雪上加霜的消息：他與蓋爾布合著的那部長篇著作，研究那個在讀了麥坎德利什·菲裏普的文章後自殺身亡的猶太人納粹分子丹尼爾·伯羅斯的書，在一些期刊上沒有得到好評，包括《紐約時報》自己的星期天“書評”。幾乎和這種評論一樣令人難堪的是，《紐約時報》選來的評論家是納特·亨托夫。亨托夫是位小說家和批評家，以前曾在《村聲》（Village Voice）上撰文詆毀羅森塔爾在《紐約時報》的編輯工作。事實上，《村聲》是借羅森塔爾的升職而將矛頭對準《紐約時報》的，或者說是表面上是沖他來的。它吹毛求疵地攻擊《紐約時報》的像哈勒姆的“血腥兄弟”[注：哈勒姆的“血腥兄弟”（Harlem“Blood Brothers”），又叫哈勒姆六兄弟（Harlem Six），指1964年卷入一起對哈勒姆服裝店老板襲擊案的六名黑人男青年。在審判前被關押期間，六名男青年都遭遇了獄警不同程度的毆打。1965年3月該案開庭審理，六名青年一級謀殺罪名成立，被判處終生監禁。後因有新的判例成立，該案在1968、1971年分別重審，最終五名青年被釋放，還有一名仍在服刑。]這樣的獨家新聞。有一次《村聲》上發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是由一位以前在《紐約時報》工作的人寫的。他因編輯部的士氣低落和其他更糟糕的變化而對羅森塔爾大加指責。

為什麽《紐約時報》的“書評”會把羅森塔爾和蓋爾布合寫的《又一個犧牲品》（One More Victim）送給《村聲》的人來寫書評，這令羅森塔爾和蓋爾布既困惑不解，又極為憤慨。他們禁不住要懷疑，這是否出於八層的某個下屬編輯惡意的幽默感。如果是這麽回事，那麽一個書評編輯能很容易地實現他的意圖：這位編輯了解評論家的根底，了解他們的文學修養、虛榮心和弱點，他們在對待某些作家、主題或政治哲學時的傾向。他僅僅是使某一本書與某一個評論家組合，來達到某種差不多是確定的結果。在馬克爾擔任最高領導者的情況下，這種導致令人不滿結局的文學雜交遊戲在星期日“書評”的下級是不可能做的：當時總要努力把《紐約時報》的重要人物寫的書和《紐約時報》的朋友的書交給友好的書評家。但現在“書評”無疑已不想再遵循馬克爾領導下平淡的舊模式了，而是追求更刺耳的風格，努力想造就一種更鋒芒畢露的東西。約翰·西蒙，紐約文化圈裏人人皆知的“壞約翰·西蒙”，回來為《紐約時報》撰稿，他與馬克爾之間的矛盾已經無人再提。《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了一些引起讀者抗議的書評，讀者抱怨這些評論家顯赫的政治地位和偏見使一些書根本沒有得到公正評論的機會（例如，西德尼·胡克對於邁爾·齊利格斯博士的《友誼和同胞相殘：惠特克·錢伯斯和阿爾傑·希斯解析》[Friendship and Fratricide：An Analysis of Whittaker Chambers and Alger Hiss]的評論）。同時比起以往的評論，《紐約時報》現階段發表的評論似乎都無緣由地惡毒許多（例如威爾弗裏德·拉希德對威廉·斯蒂倫的《奈特·特納的懺悔》[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