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畸胎之七十年代（第7/8頁）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莊碰到這樣一件事：一個外地的司機向人詢問到東單如何行駛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恥地說：“給我兩元錢告訴你，否則不告訴。”

司機又去問一個小販，小販說：“先買我一條褲衩我再告訴你。”

司機長嘆，自言自語：“唉，這還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著自行車，帶兒子到北太平莊商場去買東西。兒子要吃雪糕，盡數兜中零錢，買了四支。交存車費時，沒了零錢，便用一元向那賣雪糕的老太婆兌換。

她卻問：“還買幾支？”

我說：“一支也不買了，騎車，還帶孩子，拿不了啦。”

她說：“沒零錢。”將一元錢還我，不再理我。我說：“我可是剛剛從你這兒買了四支啊！”

她只作沒聽見，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車那老人，怪通情達理，說：“算啦，走吧，走吧。”又搖首道，“這年頭，人都變成‘錢串子’了……”所幸並非人人都變成了“錢串子”。否則，吾國吾民達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會光景也實實在在地並不美好。

看來，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民族素質的提高，並不見得就成正比。

門戶開放，各種各樣的外國人來到中國。“貼”者們又大顯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貼”外國人。

此乃“貼”風的第三層次。

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為“火星人”三年五載內不會駕著飛碟什麽的到中國來。據說“火星人”類似怪物——果而有的話，不論技巧多麽高超的男女“貼”者，見之也必尖叫驚走。

“貼”風有層次，“貼”者則分等級。

一等“貼”者，“貼”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貼”者，就“貼”黑人。

在這一點上，頗體現了中國人的國際態度——不搞種族歧視。

三等“貼”者，只有依舊去“貼”港客了。一邊“貼”住不放，一邊又不甘心永遠淪為二等，用俗話說：“騎著馬找馬。”

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沃克對我說：“你們中國人如今在外國人面前怎麽變得這麽下賤了啊？和外國人認識沒三天，就會提出這樣那樣的請求，想擺脫，卻糾纏住你不放……”

我虎起臉，正色道：“請你別在我家裏侮辱中國人！”

他沒想到我會對他說出如此不客氣的話，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悅而辭。其後曠日不至，我以為我把他得罪了。他終於還是來了，並誠懇地因那番話向我道歉。

其實沃克的話，對某些中國人來說，是算不得什麽侮辱的。他不過說出了一種“下賤”的現象。“貼”外國人者，已不僅是為了錢，為了物，還為了出國。“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我們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實乃可敬。

有時不免胡思亂想，倘哪一個外國闊佬，別出心裁，在天安門廣場大擺案條，置種種外國貨於案上，大呼：“嗨，你們中國人來隨便拿吧！”會不會有千人萬眾，蜂擁而搶，擠翻案條，打破腦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來，而且次次開著小汽車來，就引起一些人對我的格外注意。

於是就有人問我：“能不能幫忙換點外匯券？”我總是幹幹脆脆地回答兩個字：“不能。”

於是便被某些人認為太“獨”，連點“方便”也不給予則個。我自己也不走這個“方便”之門。

那時我的家裏還沒有錄音機，沒有電冰箱，沒有彩電，只有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比較而言，電冰箱對我們的生活，比錄音機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熱了，剩飯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壞。電冰箱簡直成了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而電冰箱又脫銷，實在不易買到。但“友誼商店”卻是有賣的。可我無一張外匯券。

妻不免經常對我說：“你就開口求沃克一次吧！咱們就求他一次還不行麽？憑你和沃克的友誼，求他用外匯券替咱們買一台電冰箱，難道他還會拒絕呀？咱們給他人民幣。”連老父親也說：“我看沃克會幫這個忙的，你開一次口，求求看。”

我想，只要我開口請求，沃克是肯定會答應的。

我向自己發誓，絕不對沃克提出這樣的請求，以及類似的請求。

因為有一天，晚飯後，喝茶時，沃克望著我在地板上搭積木的兒子，忽然說：“我第一次到你們家，小梁爽還不會單獨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經會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連一具玩具還沒送給他過。”面有愧色。

妻說：“他的玩具可不少啦！”

沃克說：“我下次來，一定送給他一件玩具。”我說：“你何必這麽認真呢？”

沃克看我一眼，說：“曉聲，你是我結識的中國人中，唯一沒向我提出過任何請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