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7/14頁）

我所結識的深圳人中，十之八九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有些甚至是畢業於名牌大學的碩士或博士。

1986年我到深圳之前，那時全國掀起了一股僅次於“出國熱”的“闖深圳熱”。那時，對於一批中青年知識分子而言，深圳還是一個令他們望而卻步的地方。盡管它已經變得相當熱鬧，但那一種熱鬧，似乎是另外一批人營造的。

哪些人呢？——雄心勃勃的個體戶，“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時代淘金者，在社會競爭中被擠沒了位置的落魄者，生活遭際中的受挫者、失意者……

“在深圳開飯館，比在全國任何一座城市開飯館的稅收都低！只有白癡在那兒開飯館才會賠。”

“在深圳，連農村女孩兒找到一份工作，每月也至少能掙五六百元，何況我們，膀大力不虧的！”

“是我妻子的女人我不愛她，我愛的女人又和我結不成婚，感情疲軟了，只圖遠遠地離開我生活的那座城市。”

“孩子沒考上大學，沮喪得要命。一時心血來潮，非要到深圳去撞撞運氣。去就去吧，也許有什麽好運氣正在那兒向他招手哪。”

有許多人曾與我商議，希望傾聽我的坦率的看法，希望我支持他們的決定和選擇。驅使他們作出決定的動機往往那麽簡單，簡單得常常令我為難，不知究竟是該支持他們還是該勸阻他們。

不管我支持或勸阻，他們當年是都去了。但有的人很快又回來了，既沒在深圳實現什麽個人願望，也沒在深圳獲得什麽心理安慰。有的後來在深圳奇跡般地發了大財，搖身一變成了大款。有的後來在深圳虧了血本，前功盡棄，從此一蹶不振。

而最近幾年，情形則大不相同了。到我家來跟我商議他們的決定的人，更多的是大學畢業生，或者大學畢業已經工作了多年的人。他們不再是一些落魄者和失意者。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甚至有著令人羨慕的事業成就或職業。他們寧願放棄已經謀取到的人生利益而義無反顧地去深圳。

還是一批有文化、有更高層次的人生追求的人。我想說，正是他們，使深圳這一座城市在短短的十年內形成了它的文化的骨骼。

有知識分子的地方，便有知識的需求，便有文化的需求。世人往往將“文化”和“娛樂”這兩個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詞連在一起說成“文化娛樂”。此中其實包含著一種荒唐。須知沒有知識分子的地方，便可能只有娛樂，沒有文化。知識分子極少的地方，極有限的文化需求，便可能被大面積的娛樂需求所覆蓋，所吞沒。只有在知識分子從數量上占有了不可忽視的存在的時候，文化才會同時有了立足之地。

1986年我去過深圳以後，凡有深圳人到我家，我總是問：“深圳現在有了書店沒有？”

如今深圳電視台已經推出了幾部在全國反應較好的電視劇或專題片。

深圳影業公司已被列為全國十六家有獨立拍片資格的電影廠家之一。

深圳有了它的刊物和報紙，它們正在進一步向全國報刊業證明著它們的存在。

至於書店，據深圳的朋友們告訴我，不但已經有了，而且售書環境還不錯，書的品種還不少。又據說，在內地某些城市行情不那麽看好的科技書、純業務性質的書，在深圳似乎尤受歡迎。

我想說，深圳的文化骨骼的形成，將在以後的若幹年中更加驗證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深圳正處在它的主人們的更替階段，並將以很“現代”的時間概念加速這一過渡階級的完成。

我不知道頭幾批去深圳的人們，他們中某些文化素質不足、僅僅靠當初的冒險的勇氣或者靠金錢投機的運氣和手段發了橫財，成了“大款”的人們，是否開始意識到這樣一種威脅？——深圳未來的主人，最終不可能是他們中的大多數，而是後來者中的大多數。深圳未來的主人，將最終從總體上屬於有文化的深圳人，屬於深圳不斷擴大的知識分子隊伍。原始積累的時期，在短短的十年內，已經宣告差不多該結束了。它以後的歷史，該由科學加文化的大筆來書寫了。單有文化的歷史，而沒有經濟發展的騰飛，無論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言，其實是可悲的。單有經濟發展的騰飛，而沒有文化的陪襯，無論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言，也同樣是可悲的。“大款”們的錢不能自行地變成文化，這是他們的悲哀。如果金錢使當代人的生活變成了極其簡單的兩種內容——占有它和消費它，尤其是以貪婪的方式占有它並以窮奢極欲的方式揮霍它的時候，連“大款”們都會對現實生活產生沮喪和厭倦的。有文化的深圳人對深圳承擔的歷史使命包括將“大款”們從他們遲早會感到厭倦的生活狀態中拖出來，影響、教會他們如何更文明地支配金錢，做對深圳的將來有益也對改變他們自身生活狀態有益的事。如果他們拒絕，只會變成深圳原始積累時期遺存下來的一小批活化石而已。等待他們的只有一個結局——在消費金錢的日子裏自生自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