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國人和猶太人，1700—1871（第5/14頁）

拉赫爾的一生和鬥爭是有教養的猶太人的象征，他們在自己的宗教中越來越不能發現靈感，為了對意義和身份有新的認識而轉向德國文化。作為浪漫主義運動，以及這一運動對感情和激情強調的結果，這變得尤其真實。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國啟蒙運動主要被限制在少數知識分子當中，在方向上保持著遠離政治、小心翼翼和形而上的特點。德國的啟蒙思想家沒有像法國和英國的啟蒙思想家那樣，形成對王權專制主義抵抗的意識形態；他們的倫理思考依然根植於前資本主義的假設，即譴責過度的風險和利潤，反對積極的政治參與。德國的啟蒙運動設定了人性和自我培育高貴的哲學理想，但是它把這一理想設想為在純粹美學和精神的領域個人自我提高的典範，忽視同時改變理想實現的前提——政治體制——的重要性。另外，德國的啟蒙運動沒有產生和法國或英國一樣強大的公民權利傳統。德國的政治和法律理論強調個人相對於國家的責任，而不是保護個人的自由。由於德國的思想家對自由思想采取深入沉思的態度，因此他們傾向於以路德宗的角度視自由為個人良心的自由，視自由為自我發現的精神歷程，與外部的政治權威沒有什麽關系，而這個權威是要嚴格服從的。

但是，從集體的意義上來說，德國人越來越認識到他們的政治軟弱，以及在文化和政治上對外部強國過度的依賴性，尤其是法國。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三十年戰爭不僅僅在經濟上摧毀了德國，而且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創傷，讓德國的文化生活一個多世紀來出血不止。在重建被毀滅的文化景象的工作中，德國的啟蒙思想家最初視法國為典範，他們聽從了腓特烈大帝的偏見，即好的文化和法國文化是同義詞。在德國的文學教師約翰· 克裏斯托弗· 戈特舍德（1700—1766）的著作《詩的批評藝術》中，他建議遵守嚴格的法國古典主義範式，使這種範式成為法律：“希臘人對羅馬人是什麽，法國人對德國人就是什麽。”同時發生的拿來主義還發生在哲學領域，整個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跟隨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哲學，而非英國的經驗主義哲學。直到18世紀中葉，有著自我意識的萊辛依然說：“相比於法國人，德國人依然是野蠻人，而且比最野蠻的祖先還野蠻。”這樣的文化落後性的表露被惡毒的評論家——比如法國的評論家雅各布· 莫維隆——也順便強化了，他嘲諷德國人，並且挑釁他們舉出一位有創造天才、擁有世界聲譽的德國人。當然，他順帶忘記了萊布尼茨，不過德國人很快就證明他錯了。他們發動了一系列偉大的運動：從狂飆突進、浪漫主義，到哲學的唯心主義；他們還創造了偉大的音樂傳統，包括巴赫、漢德爾、海頓、莫紮特、貝多芬。事實上，萊辛和門德爾松的這一代也沒有什麽可以羞愧的，因為他們提供了未來幾代建立其上的知識基礎。

然而，事實不容否定，德國人試圖明確他們獨特的文化風格，同時並不反對外來文化，尤其是法國文化。德國偉大的知識發酵，事實上是與法國大革命以及作為革命基礎的啟蒙思想同時發生的。法國大革命挑戰德國人去正視他們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們對自己的民族性的認識。最初，有教養的德國人熱情地回應自由、平等、博愛的呼喚，種植自由之樹，挑戰自己的權力機構作出自由的讓步，但是當法國革命黨人將他們的民族帶入暴力的造反當中，並利用自由的口號作為帝國主義擴張的借口之時，疑慮逐步產生了。拿破侖對德國的征服，使有思想的德國人直面他們民族的虛弱。盡管拿破侖聲言要創制一個建立在啟蒙運動世界主義理想基礎上的歐洲合眾國，但是他實際的侵略行為證明的是另外一件事。拿破侖刺耳地主張民族主義的霸權，從而也釋放或重新點燃了古老的部落意識。這在德國尤其真實，那裏掀起了民族主義狂熱的波瀾，直面拿破侖的征服和對歐洲的統治。

德國人對法國人統治的反對是雙重的：第一是促進了主要由普魯士帶頭的針對拿破侖的民族主義起義，第二是發動了一場知識的反革命，自從前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時期（1770—1785）就已經啟動。狂飆突進運動所抵抗的正是法國大革命所依賴的理想——理性、全人類的博愛、人的民主權利等啟蒙思想。這一反革命是一場浪漫主義運動，有著各種表現形式，極其復雜。正如雅克· 巴贊很久以前所評論的：浪漫主義顯示出既反復出現又獨一無二的短暫特性，因為它表現了人類一代又一代重現的特點或需求，同時也具有特殊的短暫關聯，正如它發生的1770年至1830年間通常被歷史學家貼上浪漫主義時代的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