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國人和猶太人，1700—1871（第6/14頁）

在18世紀後期，浪漫主義的沖擊被德國作家、音樂家弄得極具生命力，極為豐富，但是我們也必須在討論反猶太人偏見的背景下記得以下這一點：德國的浪漫主義非常強烈地反對啟蒙運動和法國文化理想中它所覺察的錯誤的東西，它以十分刺耳的言辭表現了自己。上一代的歷史學家給德國浪漫主義更為極端的表現貼上了反抗“西方”的標簽。由於沒有人明確地知道“西方”真正是什麽，也不知道它是否能夠被明確定義，因此復興德國特殊道路的戰時模式，或者與西方的價值觀相分離，從知識的角度似乎是徒勞的。真相是浪漫主義主要是一場美學運動，被限制在文學、音樂和美術當中，只是在外圍且不充分地關注了一下政治目標。假如浪漫主義具有普遍的政治沖擊，尤其在德國，那麽它是由拿破侖1806年至1813年占領德國所促動的反法國的抵抗運動，是對法國思想和實踐的反沖擊。但是，悲劇性的是，在德國浪漫主義運動中，存有一個言辭非常尖銳、發布德國民族優越性好戰觀點的政黨。盡管它只是吵吵鬧鬧的小黨，但其歷史意義是十分嚴重的，因為後來它被嫁接到德國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猶太恐懼症上面，對歐洲人民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德國軍國主義的開端經常被追溯到1807年，那一年哲學家約翰· 戈特利布· 費希特（1762—1814）進行了煽動性的、愛國主義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這些愛國主義的演講獻給了一個分裂的民族，它當時受到拿破侖的羞辱和征服。在這些獻給癡迷的柏林聽眾並在法國占領軍眼皮下的演講中，費希特譴責所有公民的自私和對愛國的漠視，呼籲通過奉獻於高貴的愛國理想和最嚴厲的紀律，再生國家的強大。他提醒德國人，他們是神選民族的後代，因此擁有道德的權利去完成歷史的使命；他倡議建立一個以調控經濟和以最高級的愛國主義形式教育德國人民的教育體系為基礎的集權國家。這樣一個民族對於一個德國人來說意味著什麽，依然不完全清晰，因為它被分裂成三十多個公國，有著許多方言，被現存的社會和職業的差異弄得彼此分離，依然忍受著宗教改革重大錯誤路線的痛苦，這場改革把德國人根據宗教路線進行了劃分。

費希特及其同時代的人，企圖在所有的差異當中恢復他們相信是獨一無二的德國性的基礎，即多元性中的統一性。他們認為，本質的屬性是民族，這個概念一段時間被浪漫主義以高度的神秘主義形式所遮蔽。例如，哲學家赫爾德在其《關於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1784—1791）一書中認為：歷史顯示了上帝的印記。在赫爾德和後來的黑格爾看來，上帝是神聖的教育家，他持續和長期地教育人類去獲取較高層次的意識和創造性的潛能。上帝通過他歷史設計的工具——民族——證明他的意志。也就是說，每個民族都負有執行上帝設計的某一部分工作；每一個民族都是獨一無二的，不是因為種族的或生物學的差異，而是因為它具有對它自己獨一無二的意識。這一意識來自它與自然的土壤、特別的氣候之間特殊的相互作用，以及它與其他民族的關系。一個民族的特性是其展示文化經驗的產物，尤其是那些體現在神話中的經驗。民族最具創造性的時刻可以在它們的神話、史詩或民歌中發現。這些創造是它們集體存在和心理紐帶象征性的體現，這些紐帶把它們的成員整合進緊密的共同體當中。赫爾德沒有對不同民族的相對優點作倫理上的判斷；根據他的觀點，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重心，應該被允許去完成它神聖的潛能。這一大度的觀點尊重不同民族各具特點的文化貢獻，支持民族自我身份自由地展現，在整個歐洲重新激起了民族的驕傲和歷史成就感。在德國，它激發了新的歷史意識（歷史相對論）；激發了相應的古代民間傳說的重現，比如在格林的童話、《尼伯龍根之歌》、阿爾尼姆和布倫塔諾的《少年魔角》當中；激發了詩歌、音樂作品的創造性湧現。

不幸的是，這種對民族的頌揚包含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特點，因為它經常潛藏在熱情的宗教和千禧年的術語當中。在恩斯特· 莫裏茨· 阿恩特（1769—1860）或弗裏德裏希· 路德維希· 揚（1778—1852）的著作中，日耳曼民族不再是許多不同的和價值平等的民族中的一員，而是獨一無二的、上帝挑選的、比其他民族更優秀的民族。因而，面對法國人的統治，必須教育所有德國人熱愛自己的國家，猶如他們熱愛自己的上帝一樣。用阿恩特的話來說：“宗教的最高形式是熱愛祖國，其熱情要超過熱愛法律和王子、父親和母親、妻子和孩子。”他認為，啟蒙運動教導四海之內皆兄弟、散布平等的毒藥是錯誤的，這個極端的錯誤可能已經被猶太人播種了。“你們吹噓的博愛主義和世界主義要受到詛咒，你們頌揚的猶太人的世界大同主義是人類智慧的高峰要受到詛咒。”在無數的詩歌，尤其在著名的贊美詩《德意志祖國》（1813）中，阿恩特明確表述了一種德國民族主義的排他性和侵略性，它具有確切的種族主義色彩、擴張主義思想，以及對英雄的領導能力的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