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6/8頁）

不過山本條太郎，這回著急的倒不是怕張作霖不肯簽約，因為他現在是軍政府的領袖，將來可以由軍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正式文書，張作霖是無法以不識字來推托的；他著急的是，森烙在他所主持的大連會議中，不知道田中另有計劃，因而決定采取急進的手段。山本條太郎怕功敗垂成，急急趕到東京，說知原委；森格承諾，暫緩行動，但日本軍部並不知道這件事。

山本條太郎從十一月回到北京後，繼續交涉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國十七年的二月間，條件大致就緒；地價五百萬元，由奉天以興築吉會路最後一段，也就是敦圖路為由，為滿鐵借款五百萬元的方式來支付。

但其時中國的局勢，正在醞釀大的變化，國民革命軍的積極籌劃北伐，張作霖亦金調兵遣將，分頭防禦。同時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郭泰棋，正式發表聲明，不承認向滿鐵借款一事。由於這兩個原因，新五路簽約之事，便擱了下來。

日本軍閥，當然不願見國民革命軍順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計劃，便是在革命軍北伐途中，攔腰截斷，當革命軍於四月間在津浦線發動猛攻，直魯聯軍望風而潰時，駐濟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及領事藤井，以保僑為名，連電東京增兵，於是四月十九日，日本派出第六師團五千人，指揮官福田彥助奉到的命令，是駐紮青島，是一種示威性質。哪知酒井隆蓄意要制造事端，拔弄福田移兵濟南。而其時第二集團軍孫良誠已抵達濟南，直魯聯軍業已撤退，革命軍變成與日軍形成對峙之勢。

於是，包藏禍心的酒井隆，命日本特務機關，在中日對峙中間開槍，引起雙方誤會，以致發生沖突。中國的軍隊及官員備受屈辱，但蔣介石洞悉日本的陰謀，在阻撓北伐；所以在忍辱負重的原則下，采取了出敵不意的戰略，繞過濟南，直指北京，三個集團軍，全面猛撲，張作霖的大勢去矣。

日本知道奉張的政權，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機會，稍縱即逝，因此滿鐵代表江藤豐三，於五月十二日趕到北京，逼簽五路協定。交通部長也是楊宇霆心腹的常蔭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長劉景山則臨時辭職，為的是不願意作日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豐三豈肯幹休，拉了楊宇霆向“大元帥”坐逼。以不準奉軍通過南滿路相威脅，張作霖無奈，只好命航政司長趙鎮兼次長，再兼代部務的名義，於五月十三日深夜到部，在“敦圖”、“長大”兩路包辦合同上，蓋用了交通部的大印。

但這份合同，頗有暇疵，第一，命趙鎮兼代部務的生效日期是五月十五日；第二，簽約日期的五月十三日是星期日，因而提出要求，更改為五月十五日。

但田中對張作霖的逼迫，還不止此；五月十七日那天，芳澤謙吉去看張作霖，提出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張作霖全師撤出關外，否則戰敗時，日軍將在山海關一帶，解除奉軍的武裝。

第二天，日本向中國南北政府，及歐美列強，發出一件“黨書”，略謂如果動亂波及滿蒙，日本即將在該地采取維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著，東京參謀本部，下令秘密動員，命駐屯滿洲各地部隊，以及由濟南撤至大連的“外山旅團”，向奉天移動；並派勁旅在錦州、山海關、熱河朝陽等地，擔任奉軍警戒。關東軍司令部亦移入沈陽。所謂“擔任奉軍警戒”，實際上便是占領上述各重要地點。預定五月甘二日發布東京大本營的“奉敕命令”、當日午夜開始行動。

結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美國仗義執言，認為東三省的主權，屬於中國政府，日本此舉“未免大膽”。美國國務院要求日本在實際行動以前，須告知美國。因此日本外務省邀集陸海軍有關部門會商對策，代表外務省的森俗及陸軍都主張按照原定計劃進行，但海軍極力反對。最後取決於首相田中，他在別莊的遊廊中，徹夜沉思，終於作了保留奉張地位的決定。關東軍大感失望。

其時在奉軍看，情勢已經非常明顯，一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計中的第一計，退保關外。但棘手的是直魯聯軍，張宗昌已拉著隊伍，退到灤河以東，白崇禧指揮的革命軍，亦已追到，隔灤河而對峙，白崇禧要求張宗昌投降遭拒絕後，準備渡河追擊，這樣且戰且走，就會把戰火帶到山海關外。因此張學良電請革命軍暫勿渡河，由他負責來解除直魯聯軍的武裝。白崇禧同意了。

由於有張學良、楊宇霆負責善後，張作霖決定盡快退回關外。話雖如此，他走得還是很從容，電召在保定的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在大元帥府舉行入關以後最後的一次軍事會議，發出前線總退卻的命令後，隨即邀請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臨時維持北京治安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