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8頁）

轉念到此，褚王璞將心一橫，“督辦交代，我一定辦妥當。不過，督辦得給我一道正式命令。”他解釋理由：“我可以正式宣布他的罪狀，讓他死而無怨，別人也知道督辦是整頓紀律。”

“說得不錯。俺馬上給你辦。”

收到了書面的正式命令，褚玉璞略略作了一番部署，隨即打電話到青島，約畢庶澄第二天上午到濟南，有要事面商。畢庶澄答應當晚由膠濟鐵路專車酉去，預計第二天一早可到濟南。

褚玉璞特為親自到車站去迎接，他在濟南有個留守司令部；但接到畢庶澄後，同車到他的私宅。畢庶澄下車到客廳一看，知道事情壞了，因為槍兵環立，還有個軍法官坐在寫字台後面，仿佛等著記錄口供似的。

“華舫，”褚玉璞說。“我是奉命辦事。”

接著軍法官便宣讀張宗昌的命令，寫得非常詳細，畢庶澄邁敵的證據，都刊在上面。畢庶澄面如死灰，一言不發；等到軍法官讀完命令，褚玉璞的幹兒子劉振邦，在畢庶澄腦後開了一槍。

這個自命周公瑾復出的畢庶澄，終於唱了一出“周瑜歸天”。但雖死於非命，卻有個紅粉知己——富春樓老六特為趕到濟南去為他收屍。

張宗昌連番失利，退守濟南後，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主要的是張懷芝的弟弟，當過煙台鎮守使的張懷斌，聯絡在河南失敗的靳雲鶚，以及一班士紳，勸告張宗昌組織山東省保安司令部，意思是要求張宗昌，脫離安國軍政府，宣布獨立，保境安民。張宗昌不肯背叛張作霖，事實上亦不敢與奉軍為敵；恰好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以陳調元為山東省主席，張宗昌認為以他跟陳調元的交情，此舉等於代他看管地方，只要整個局勢有利於北方，山東隨時可以回來，陳調元亦必拱手相讓。因此，決定將直魯聯軍撤到直隸，屯紮京奉線的灤東一帶。

張宗昌雖仍是直魯聯軍的統帥，但直隸在名義上是褚玉璞的地盤，所以他不無奇人籬下之感。有一回對褚玉璞說：“俺把山東賠光了，來到你們直隸，俺是在這裏吃‘勞金’。”所謂“勞金”是山東商場的術語，作夥計的以勞力換取酬金之意。這雖是牢騷，但亦包含著對褚玉璞不滿的意味在內；因而張、褚之間，逐漸形成矛盾。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奠都南京，兩天以後，日本田中內閣成立。

田中義一出身於日本陸軍最大派系的長州，原為陸軍大將，退役後加入日本最大的政黨政友會。當政友會總裁橫田病歿後，公推田中繼任；但政友會的實權，握在一個與軍部有密切關系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選後，他公然表示：“此後閣下居黨魁之名，我任黨務之實。”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組閣後，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擔任外務省次官，掌握對華外交政策。田中內閣的使命有二：一是謀求金融恐慌的緊急對策；二是改變對華政策。日本的軍閥，一直認為政府的對華政策太軟弱，如要轉變，當然是轉往強硬方面。

於是，在一個多月以後，正當國民革命軍，將直魯聯軍攆回山東，安徽、河南方面著著進展之際，田中派出第十師團兩千人，借口保僑侵入山東，接著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東京外相官邸，召集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沈陽總領事吉田茂，以及陸海軍及參謀本部首腦舉行了五次“東方會議”。

此會實際上由森恪一手主持，會中通過了他所提出的四點建議，作為“對華政策綱領”：第一、田中內閣為保護在華利益，不論在中國本部，或滿蒙均應出兵；第二、東三省、內蒙古為日本國防安全線、各該地的治安秩序，日本必須確保；第三、東三省本地人的政權，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應予支持；第四、國民政府如變更東北政治組織，日本應不惜滿蒙與中國分離，另行制造傀儡政權。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將此“對華政策綱領”，上奏於繼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時積極展開在中國爭取特殊利益的活動。

十月間，田中派新任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及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到達北京，通過楊宇霆的關系，向張作霖提出包辦“滿蒙新五路”的要求。這五條鐵路是：敦化至圖門江的敦圖路；長春至大連的長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眺甫至索倫的洮索路。其中敦圖路對於日本由長春經大連至大皈的航路，有節省三十五小時行程的重大軍事、經濟價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於楊宇霆的全力幹旋，張作霖對於締結“奉日政治經濟同盟”，以及五路地價一千萬日金先付五百萬這兩個條件，已有應允之意。但談到訂立文件卻觸了礁；張作霖識字不多，也會寫自己的名字，但日本人如果要他簽署什麽文件，他會故意發怒，指責對方，明知他不認識字，故意要出他的醜。其實是避免有筆跡流落，成為把柄。這時楊宇霆就會出來轉圓，說一句：“大帥說了算！”事實上是不是說了算呢？他對朋友與部下，確是如此；但對日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個人吃小虧，當然會守諾言；但如遇到喪權辱國的事，他就不承認了。話當然是說過的，但只是逼到無法時的緩兵之計；到要他履行承諾時，再由楊宇霆設法來搪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