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皇帝的種種（第4/13頁）

按：清朝的宮闈之制，皇後以下，有皇貴妃、貴妃、嬪、貴人，等等；大致生母為妃，而非由宮女逐漸晉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條件，此外才幹、愛憎、年齡是三個附帶條件，配合是否得宜，決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須"分府"。分府先須"賜第"，或則舊府改用，或則新建。王府除了"世襲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須繳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撥適當官屋，以供遷住；原來的王府，即指撥為新封的親、郡王府。其規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時總要置辦家具、陳設，需要一大筆款子，因此在分府時，須特賜一筆"錢程"。在康熙時定例是二十三萬銀子。怡親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領過這筆款，因此，我判斷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聖祖崩逝時，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親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長學成，為朝廷辦事，大致可分為兩種性質、四大類別。會典規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職差為一種性質，非定制而出於特命為又一種性質。前者除少數特例外，一般而言，無足重輕；後者則可看出皇帝的意向，並大致可以測定其前途。

四大類別是：

一、恭代祭祀：中國的傳統講究禮治，一年到頭，祀典不斷。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後，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應該皇帝親祀，但以種種緣故，不克躬行，照會典規定，可特命親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無甚意義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後，格外重視，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視為大命有歸的暗示。

二、臨時差遣：遇到某種情況，必須表示重視其事；或形式上應由皇帝親裁時，臨時差遣皇子辦理。如賜祭大臣，常派皇子帶領侍衛前往奠酒，即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視被賜祭的對象而定，如杜受田靈柩到京，特派恭親王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酒，足以顯示對杜受田的恩禮特隆。

三、分擔政務：康熙以前，原則上不使親貴幹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為總管內務府大臣，則以胤禩特具事務長才，而內務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務"，與參國家機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親王胤祥、莊親王胤祿，則以兄弟鬩墻，非在骨肉中結黨不足以殘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風，但深知重用親貴，一則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則有徇庇縱容之害，所以約束王子，不使與聞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鹹豐即位，因洪楊勢熾，且恭王確有才具，一度使之掌軍機，由此成例。而親貴執政，弊多於利，已成定論，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專閫：清初親貴從征，立功大小決定爵位高低，親屬關系的遠近只於領兵多少有關系；兵多將眾而不能克敵致果，只會受罰，不會被獎。因此，派出大將軍寄以專閫，就理論而言是予以一個立功的機會，亦可說是一種考驗。既能通過考驗，又立了功勞，則選此人繼承皇位，為理所當然之事。康熙在奪嫡糾紛以後，絕對禁止皇子結黨爭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為大將軍，用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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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皇子成為皇帝，不能不先談"大行皇帝"。皇帝駕崩，在未有尊謚、廟號以前，為別於"今上"，概稱"大行皇帝"；皇太後、皇後亦然。中國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漸"，亦即起病至臨危，往往只有兩三天的工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萬方，營養過剩，加以起居及醫藥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諸如肺結核等慢性病極少發生，而高血壓、心臟病則為恒見，這兩種病，奪命皆速。所謂"暴崩"，不是腦充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幾個皇帝即死於這兩種病。

世宗可能顧慮到這種情況，倉促之間，口噤不能言，無由下達"末命"，豈非又起骨肉蕭墻之禍？因此發明了一個皇位繼承問題的特殊處理辦法：親自書寫繼承人之名，藏於乾清宮最高之處，即世祖禦書"正大光明"匾額後面；另有一小銀盒，內中亦書同樣的朱諭，出巡時由貼身太監隨身攜帶，以備變出不測時，仍能確知大位誰屬。

一般而言，至大漸時，召繼位皇子及顧命大臣至禦榻前，口宣末命；駕崩後，繼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無年號，而且天下臣民還不知道宮中"出大事"，但根據"國不可一日無君"的法則，既有遺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動成為嗣皇帝。顧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宮眷、太監等，行大禮、改稱呼，作為事實上承認皇帝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