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嘉慶：滑落曲線（第13/17頁）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朝萬歷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歷。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凜然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所以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4，004，400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60年間只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唯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也就是說，大地上所能出產的物品是有數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儉為尚，社會才不至於起沖突。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地剝奪，留有一線生機。所以，他的節儉不只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被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作用不大。

三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毫不猶豫地掐斷了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康雍乾時代的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被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制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采銅礦，以吸納剩余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志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十八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那麽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

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台等縣開采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遊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麽多人。如果聽任一兩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采，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麽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請托，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在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之後“開倒車”的舉動，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緣木求魚

一

如果綜合評價起來，嘉慶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是中國歷代皇帝當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個禁欲主義者，不給個人享受留一點空間。甚至到木蘭圍場圍獵，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為自己喜歡打獵。他嚴格按照先祖的時間、路線，一點兒也不走樣，打到兩只獵物，就立刻趕回去看奏折，絕不因景致優美而多耽擱一刻。“欲望”在他看來是最危險的東西。他的一生，從沒有被聲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朝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確實很善良，也很善於用小細節表現自己的愛心和溫情，為自己營造一個“親民”、“仁慈”的皇帝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