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嘉慶：滑落曲線（第12/17頁）

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個時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為念的守護人，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從洪亮吉奏折中的幾處小小措辭錯誤入手，抓住他的小辮子，把他發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志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嘉慶十分警醒。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邪路”。

痛定思痛，與洪亮吉建議的大動幹戈相反，他最終選擇了中國傳統式的氣功加太極的保守治療方式。他采用東巡的方式，來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症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幹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聖人之道”。

守成種種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麽，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裏。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說法，即現在官場作風非常之壞。但是，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就能保持住“天良”，讓人性重新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贊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謹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也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但是實際上嘉慶在這一用人標準上與他的先祖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

鹹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鹹豐皇帝縱談乾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鹹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意思是說，乾隆年間的大臣都很腐敗。張集馨卻認為，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合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於老輩”。這一說法，也適用於嘉慶時期。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裏都還有貪汙，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汙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