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嘉慶：滑落曲線（第8/17頁）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十年（1802—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汙，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經多次哀嘆：“外省總督和巡撫，一見我懲治腐敗，當時也未嘗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過則忘。這種痼習相沿成風，身陷法網而不知後悔，真是沒有辦法。”到了嘉慶時期，官員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他自認為已經非常淩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方針已定

一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啟運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麽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歷程。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這次東巡，是頂著巨大壓力進行的。眾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錢必然如流水。因為體制所關，皇帝的隨行隊伍至少萬人，一路的物資供應，花費巨大。雖然嘉慶宣布此行不帶任何嬪妃，一切從儉，但內務府的初步預算，也需要耗銀兩百萬兩。鎮壓白蓮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湊齊這兩百萬兩白銀，實在是太難了。因此，皇帝東巡計劃一出台，反對聲就不絕於耳。大臣們普遍認為，國家艱難之際，像這類不急之典，當能緩則緩，能罷則罷。

然而，異常節儉的嘉慶這次一反常態，堅持出巡，並且不顧以言罪人之名，一連處分了好幾個反對出巡的大臣。

皇帝之所以如此堅持，是因為在他的政治布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於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於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在東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許多詩文，一再強調大清江山來之不易，號召全體文武大臣繼承祖先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皇帝在《禦制盛京頌並序》中寫道：

此次敬觀弓鉞，遍撫舊跡，心中感慨良多。緬維我祖宗昔日開創艱難，櫛風沐雨，艱難祖業，永守毋忘……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皇帝說，這段時間，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遺訓。對比以往的歷代王朝，大清子民應該很容易發現，有清以來的歷代君主，每一個都可以稱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顯赫。他們樹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風，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無巨細，都給出了如何處理的先例。這些智慧資源，足夠他借鑒和利用。

大清政局現在之所以萎靡不振，關鍵的原因，就在於“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這些官僚沉溺於私欲，把列祖列宗關於“艱苦奮鬥”、“勤政愛民”的教導忘於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