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朱元璋：心理咨詢記錄（第8/8頁）

朱元璋：剛才諸位先生說了那麽多，我大略聽懂了。先生們都是好意，為了我的病。可是有些話，說得我心裏不服。譬如說我虐待狂，說我無德。我的確是嗜殺，但那都是不得已而為之啊！身為一國之君，過於仁柔，如何驅除強暴，護助弱小？我正是為了維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說我殺人時快樂，憑天發誓，我從沒有過，我只是生氣啊！

弗洛姆：這涉及一個基本的心理學常識——文飾作用。朱先生的話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價值觀的影響，人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有施虐傾向，所以人們會在心理上抑制這種“不道德”的沖動。然而，弗洛伊德已經揭示，受到抑制的沖動依然會發生作用，只不過這種作用是隱蔽的，行為者自己往往還蒙在鼓裏，不知道究竟幹了些什麽。虐待狂患者就不會察覺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還滿以為他統治他人是出於對其關心，讓他們獲得最佳利益，他這樣做是出於強烈的責任感。

張宏傑：由於時間關系，我們的討論不得不結束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給朱先生什麽樣的幫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礙一旦形成，就難以改變。這就是所謂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卡倫：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因為患者的心理問題大部分是早期經歷形成的，我們通過幫助患者回憶和分析自己的經驗，可以部分達到心理矯治的目的。然而，在這個病例裏，我們遇到的最主要問題是文化障礙。事實上，坦率地說，中國文化中的許多成分，在我看來就是心理症狀的表現。例如剛剛弗洛姆所說的囤積心向問題。中國人的世界觀是靜態的，這必然導致囤積心向。而且在中國文化中，互不信任是個根深蒂固的傳統，所謂“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到朱先生時代的中國去旅行的時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個城鎮都花了極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築了堅固高大的城墻。這些城墻，是中國人猜疑心理的極好象征。朱先生屠殺大臣，何嘗不是“斬草除根”這一古訓的忠實體現呢？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朱先生的心理問題，就是這個民族的心理問題；另一方面，朱先生個人，對整個民族心理疾病的惡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對這樣的現狀，我想解決的辦法還應該是中國式的，那就是相信時間，時間和耐心能給我們以最大幫助。

張宏傑：對朱先生個人，我們能有什麽最有效的治療方案？

弗洛姆：Carbamazepine（卡馬西平）和Diazepam（安定）顯然是最有效的辦法，它們能在最短時間內解決狂躁和焦慮症狀。另外，我們還建議朱先生多參加體育鍛煉，進行戶外活動。其實，最好的辦法是忘掉這個帝國，讓太孫接管政務。這樣，我們就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溝通，我和卡倫甚至可以到宮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為您服務。為了科學，我們寧可冒這個險。可惜這只是個富於刺激的設想，據我所知，起碼今生您不會接受這個建議。

[1] 《明朝小史》，卷一。

[2] 《草木子》，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