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朱元璋：心理咨詢記錄（第7/8頁）

張宏傑：這一經歷對朱先生的重要性怎麽強調都不過分。從此，你沒有了家，成了遊方和尚，實際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討了三年。家庭中為數不多的溫暖和親情沒有了，你的生命中唯一可貴的東西被命運剝奪了，只剩下饑餓、寒冷、冷眼，在你眼裏，整個世界和你都是敵對的，他人對你都心懷惡意。在寒冷的冬夜，你仇恨一切穿暖吃飽的人。

卡倫：在冬季裏能活下來的樹木都是有角質層保護的針葉，在虐待中長大的人都有一顆鐵石般的心。他們報復起別人來絕不會心慈手軟。他們的經歷教他們相信，世界就是一個角鬥場，適者生存，強者必須消滅弱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無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則。嚴酷的事實粉碎了他們身上最後一點詩意，生活告訴他們，弱者只有滅亡一條路，活下去，就必須成為強者，必須去打擊、消滅、壓制別人。這種人需要與任何軟弱的感情做鬥爭……尼采為這種心理動力提供了極好的例證：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視為第五縱隊，“是敵人從內部進行破壞”。他們害怕並且時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為這將使他們在這個邪惡的世界中解除武裝，會使他們覺得自己是個傻瓜，會威脅他們與自己進行的交易。這種人從不指望世界會給他們任何東西，他們深信，如果繼續忠於自己的生活觀——生活就是戰鬥，並拒絕傳統道德和內心柔情的誘惑，那麽他們就能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目標。

因此，他們常常是虐待狂，他們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誹謗、羞辱他人，使他人受到挫折。

張宏傑：朱先生的整個後半生的努力都是對早年經歷的補償。樁樁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窮困時，無力給父母買墳地、買棺材。即位後，他在家鄉修了異常高大、華麗的皇陵。皇陵建築堅固精良，至今猶存。他的家庭貧窮得無立錐之地，四處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即位後，他非要將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鄉不可，大臣怎麽勸阻都不聽，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後因他事作廢。他受盡貧苦，從小沒有得到父母太多的關愛，甚至由於缺少照顧而差點死亡，所以他對自己的子孫後代表現出過分的關心和保護。他為子孫後代規定了林林總總的規矩，詳細到不用他們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規定自己的後代不必工作，享受終身福利。結果到明末社會經濟情況惡化，無力供應皇族時，這些沒有謀生技能的子孫只能去當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貧，屬於社會最底層，做了皇帝之後，雖然生活上比較儉樸，但排場上一絲也不能含糊。他特別強調等級尊卑，一旦有誰不注意，越了規矩，處罰非常嚴厲。

弗洛姆：你們兩個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著重指出一點：任何一種精神問題，其起源都是復雜的，一個簡單的模型不會說明所有因素。在我看來，朱先生的問題至少還有兩個側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會型人格，以及囤積心向。

從你們的敘述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朱先生難以控制他的暴力攻擊、侮辱他人的傾向，並且行為中缺乏道德標準，沒有羞恥感。他充滿強烈的虐待狂沖動，他從使他人遭受不幸與受其統治中獲得滿足、尋求歡樂，這是反社會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這種人格障礙的原因應該是早期情感剝奪、社會歧視兩大因素。朱先生起義前很長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對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響，這一點不容忽視。

中國的小農社會造成社會心理中的囤積心向，在這一點上，朱先生也有明顯表現。有囤積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條理，他們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積的節省上。在他們看來，外部世界在威脅、沖破其牢固的陣地，井然有序意味著已控制了外部世界，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險，就須把一切東西放置、保存在適當的位置上。朱先生為自己的子孫和人民制定了那樣多的規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解釋——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對人民的活力有一種天然的恐懼。他們那種強迫性的清潔是要擺脫與外部世界接觸的另一種表現。在自己藩籬之外的任何東西，他們都認為是危險和“不清潔的”。他們通過強制性的洗滌，以消除有威脅性的接觸所帶來的“汙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閉關鎖國政策，在歷代偉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對擴張領土沒有任何興趣。相反，他對外國保持了高度警惕，並且把“裏通外國”這樣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頭上，以此強化人民對外部世界的恐懼。與他人建立親密的關系被視為一種威脅，只有遠離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作是一種安全。從他這一代開始，中國明顯地內向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