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會議（第2/9頁）

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之後，他的繼任者對於和西方展開對話持更加開放的態度，然而，蘇聯在導彈技術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們高高在上，蘇聯人首次將不載人衛星和載人衛星發送至預定軌道，因此，蘇聯繼任領導者比斯大林更加難以預測，也更加危險。

直到1962年10月蘇聯在古巴部署了導彈，赫魯曉夫和肯尼迪執政下的兩個超級大國才發現他們已處在了戰爭的邊緣。此時，美蘇競爭蔓延至全球。競爭始於東歐，蘇聯人一旦占據此地，再不願放手，隨著中國在1949年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隨後幾年朝鮮長久地分裂了，美蘇競爭延伸到了亞洲；英法帝國在20世紀50年代走向崩潰，使得其他亞洲和非洲國家也有機會成為兩個超級大國爭奪的對象；自從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為了尋求蘇聯的軍事援助和意識形態的鼓舞而倒向蘇聯以後，拉丁美洲也淪為戰場。

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在彼此妥協下解決，蘇聯人同意把導彈撤出古巴，美國人則把導彈撤出土耳其，可是，這段經歷深深震撼了肯尼迪總統和赫魯曉夫。必須做些什麽緩解緊張的局勢，減少核戰爆發的危機。於是，兩位領導人在1963年簽署了首項旨在控制核軍備競賽的協議——《有限核禁試條約》。

經過8年的談判才有了這份文件，雖然剛剛起步，內容確實很溫和，但畢竟朝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從那以後，盡管兩個超級大國仍在全球進行較量，從越南到安哥拉，“代理人戰爭”在全世界打響，可是，它們就削減核武器的談判從未間斷，還從“共同毀滅原則”中找到些許安慰。依據該原則，敵對國雙方如果都擁有足以把對方從地球上徹底消滅的武器，就必須進行談判，這樣才能保住兩個國家。

尼克松於1972年5月飛往莫斯科，與勃列日涅夫簽署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而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則於1979年飛往維也納，又與勃列日涅夫簽署了《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兩份條約都規定了核武器生產數量的上限。但是，後一份條約簽署後不久，蘇聯就入侵了阿富汗，美國則在次年抵制莫斯科夏季奧運會。繼任的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試圖在越南潰敗後重塑美國精神和國際影響力。在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於1982年逝世後，克裏姆林宮發生了一系列危機。國際局勢陡然緊張起來，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冷戰恐怕第一次要變成“熱戰”了。[3]

1983年9月1日，蘇軍在庫頁島附近擊落了一架載有269名乘客的韓國客機，其中包括一位美國國會議員。隨後他們等待來自美方的報復。就在這個月稍晚的時候，在莫斯科附近的蘇聯防空部隊司令部，空軍中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洛夫在雷達屏幕上發現目標，顯示有一枚導彈正向蘇聯飛來。他隨即發現同一方向好像有四枚導彈。他懷疑是電腦故障，因此沒有上報長官。如果他報告了，那麽兩個大國間的核戰爭也許就此變成現實。實際情況是，太陽光線和雲彩罕有的排列方式，使蘇聯的預警系統出現了小故障。彼得洛夫隨後被捧為英雄。可是，促使他拯救世界免於核戰的原因，不是他不相信美國人會首先發動攻擊，而是他認為美國人進攻時，會讓成百上千枚導彈打頭陣，而不是只有一枚或四枚導彈。在眾所周知的彼得洛夫事件後，蘇聯人依舊等待著美國的報復。[4]

同年11月，蘇聯誤認為北約在歐洲舉行的代號為“Able Archer”的軍演是為即將到來的核戰做準備。他們所有的海外諜報機構均處於高度戒備狀態，監視著即將來臨的核決戰信號。同一時間，上億美國人觀看了制作粗糙的電影《浩劫後》，該片講述了生活在堪薩斯州勞倫斯市的居民應對核武器襲擊後的故事。許多人認為正是這部電影改變了裏根總統對蘇聯的措辭。

盡管在1983年3月，他還把蘇聯稱為“邪惡帝國”，但是在1984年發表的著名演說“伊凡和安婭”中，他談到了美蘇人民對於和平共處的渴望。1984年1月，他向頗感詫異的國民說：“請隨我一起設想一下，如果伊凡、安婭發現他們和吉姆、薩利在同一候車室，或是站在同一屋檐下避雨，而且彼此之間沒有語言障礙，那麽，他們還會爭論彼此的政府有什麽不同嗎？還是他們會發現大家都在談論孩子或是生活呢？”[5]

蘇美關系的改變不只在措辭上，這一關系的焦點已從兩個超級大國的國家利益轉向了普通百姓的權益。對此，老布什比別人更深知這一點。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裏，他已經參與制定美國的對蘇政策，並且堅持要盡量負責任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