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在華美軍暴行運動[17]（第3/11頁）

結果

反美運動的最初目標實現得很有限。中美聯合法庭審判的設想落了空。其中一位海軍陸戰隊員，下士威廉·皮爾森被軍事法庭審判，被裁定有罪，判處十年監禁。然而五個月之後，該案件被美國海軍當局在華盛頓復審，他推翻了原先的定罪，理由是對於強暴的指控難以證實。復審還指出當初做出判決時，全中國學生要求定罪的示威制造出一種氛圍，使得被告不可能受到公允的判決。

至於更廣泛的目標——責令所有美國軍隊從中國撤出以及停止內戰，就像“一二·一”運動提出的富有雄心抱負的目標一樣，超出了學生能力範圍。1947年1月29日，美國宣布決定放棄它作為政府和共產黨之間調停者的角色，涉及調停的美國人員將盡早撤離。但是在1946年12月18日，美國已經在國內宣布了繼續在中國減少駐軍的計劃。[22]因此在馬歇爾使團正式中止的過程中，學生在加快其終結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還存有疑問。然而還有下列美國軍事機構依舊留在中國：青島海軍的分遣隊和同樣在青島的美國海軍訓練團以及南京的軍事顧問團。[23]

但是從更廣義重要性的角度看，這次運動的確提供了一個機會公開的、在全國範圍內表達反美和反政府的情緒。這些情緒已經在風行的論調下醞釀了幾個月。一個相對來說不那麽重大的事件，圍繞其進行的學生抗議在短短幾天之內成為表達普遍不滿的載體。在此過程中，反美示威動員了足夠強大的群眾基礎來支持全國學生運動新成立的組織。

如上所說，協調一致的學生運動最初在市內的學校間發展，然後擴張為跨市運動，最後嘗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這是抗日戰爭開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獨立於政府和國民黨之外的學生運動。幾個月後下一輪學生示威期間成立的全國學聯，其雛形即始於本次運動。因此，北平強暴事件為全國性學生運動提供了契機，明確及正式地標志著國民黨對學生階層控制的終結。

反饑餓反內戰運動[24]

學生運動在2月和3月暫時平息，但在4月和5月又繼續進行，焦點直接集中在生計艱難和內戰問題上。這次的運動沒有單獨的引發事件，而是從幾個來源——包括剛剛結束的反美示威積累的勢頭中，汲取力量。

1947年的上半年在很多方面都標志著一個轉折點。美國的調停努力在1月的正式退出象征著通過談判和平解決的希望最終破滅。政府和共產黨軍隊正公開地進行全面戰爭。這意味著“二戰”之後企盼經濟恢復的夢想化為泡影。2月，政府宣布了一項緊急經濟改良計劃，凍結了決定工資漲跌的生活費用指數。基本商品的價格被設以上限，但是價格在繼續上漲。從2月到4月底，各類物價指數上漲了50%到100%。5月5日到10日五天內，商品價格的總指數上漲了15%。米市陷入混亂：上海大米價格在5月4日到8日之間上漲了20%。由於運輸困難，政府征收軍糧和緊急經濟改良計劃造成的混亂，充足的大米無法從生產區運抵城市。在改革措施執行最為有力的地區——中央政府的權威最穩固的長江沿線城市，缺糧情況最為嚴重。在許多城市，米店關門，還發生了搶米事件。工人加大對政府施壓的力度，要求解凍生活費用指數。[25]

經濟一片混亂，學術界不可能不受到影響。有的學生不得不因為無法籌夠學費放棄學業，還有的學生缺乏充足的食品和衣物。有數篇文章報道了營養不良、小米和包心菜聊以果腹、學生沒有足夠體能參加體育館鍛煉的消息。通脹使得教授的薪水縮減至“二戰”前的小部分。有幾位教授甚至自殺，據說是因為窮困逼迫。對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來說，失業成了一個大問題。“畢業即失業”的說法在學生圈中成了流行語。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和老師都認為內戰是國家經濟困境和他們自身貧困的主要原因。他們——以及許多其他人士——強烈反對撥給教育的經費在國家預算中所占比率過少，只有差不多4%，而相比之下軍事支出卻占壓倒性比率。[26]

與八年抗戰時的態度不同，知識界如今拒絕忍氣吞聲地接受內戰招致的個人犧牲。這就是1947年5月學生示威爆發時的大環境。示威開始於南京—上海區域的國立學校[27]，要求為“解決教育危機”。在北平和天津，主要口號為“反饑餓，反內戰”。

初始發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據稱國民黨右翼“CC系”策動了這次學潮。美國大使館的報道引用了“有資格的觀察員”和中國政府官員的說法作為這則消息的來源。這些消息在細節上稍有出入，但是消息提供者都同意學生運動和抗議很快爭取到了相當多的“公眾支持”，而“CC系”恰恰失去了對“公眾支持”的控制。左翼分子掌握了主動權。“CC系”領袖、前教育部長陳立夫依舊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教育事務，他與他的繼任者朱家驊關系不和。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影響到國立學校的決定，像早該預料到的那樣，這些決定激起了學生的敵對反應。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信息以外，很不幸，該外交報告對“CC系”所負責任的確切性質語焉不詳，對“有共產黨參與其中”的論斷也不置可否。然而所有消息都同意的一點是廣泛支持與“左翼”目標的趨同。這一組合將“擾亂”轉變成了那個時期規模最大的學生反戰抗議。抗議按如下的步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