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造成的危害（第2/6頁）

在這一時期，政府公務員並沒有積極地參加反政府的抗議活動。除了寫信給報社講述他們的困境，或訂閱《觀察》雜志（假使他們買得起），公務員沒有采取任何政治上有影響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112]公務員和知識界一樣，直到戰場上的慘敗最終決定國民黨的命運之前，他們一直沒有拋棄國民黨政府。因此很難確定，他們的貧困除了導致腐敗增加和工作效率降低，還對國民黨政府造成其他什麽不利的影響。但這些弊端造成的傷害或許已足夠破壞政府在其他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了。但就公務員自身而言，他們對國民黨和內戰的態度與知識界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張嘉璈對當時局勢的總結似乎是最精當的，他認為，公務員和教師的窘迫境況“在政治上十分危險，因為他們本身就有左翼知識分子的傾向”。[113]這段話的含義是，內戰時期嚴酷的經濟現實加劇了這一階層原本就危險的政治和思想傾向。如果這一觀點屬實，通貨膨脹對政府造成的最主要政治傷害或許並不是政府由此失去了城市中靠薪水生活的中產階級的支持。

如果要下一個最後的結論，政府為經濟管理不善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通過印發鈔票填補財政赤字只是政府諸多錯誤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對政府來說，這一決定最嚴重的一個後果或許是，決策者由此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他們可以不付任何代價解決財政問題。大量印發鈔票以及持續地依賴外國援助，[114]的確幫助政府度過了抗戰時期，但這些措施也極大地削弱了本國經濟。在抗戰時期，通脹就已經開始了，要想遏制這一趨勢，政府必須徹底和全面地改變自己的經濟管理方式。因此，毫不奇怪，由於缺乏進行這樣的改變以及做出相關決策所必需的經驗，政府在對抗共產黨的戰爭中采取了同樣的經濟管理方式。最終的結果是政府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做加速其經濟狀況惡化之外的任何事情。

更具體地說，“二戰”之後，中國工人突然擺脫了日本人八年以及此前十年國民黨的約束，通貨膨脹正好為他們反抗政府控制提供了一個現成的理由。在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背景下，政府無法像戰前那樣重新控制工人。在日本投降後的最初六個月裏，政府充分認識了工人的破壞力量——在解決勞資糾紛時，工人們常常無視官方的法規和程序，並最終免於懲罰。政府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根據生活成本的上升自動調整工資的要求。

政府的妥協不僅加速了工資—物價的上升，而且破壞了政府與工商業的長期聯盟，而這一聯盟此前一直是國民黨權力結構的主要支柱之一。為了平息勞工騷亂，政府屢次妥協，這引起了企業家的不滿，他們認為，政府的退讓致使生產成本大幅上漲。高工資只是諸多問題之一。政府不能贏得內戰是因為它要為幾乎所有問題負責——不僅是因為通脹本身，也是因為政府沒能有效地降低通脹對人民的損害。這些問題包括：購買力普遍降低導致的需求減少，不合理的商業稅和生產稅，最後是1948年8月災難性的改革。上海商會和上海工業協會終於無法忍受，開始公開譴責政府的政策。

同一時期，工商業和普通民眾開始用更具體的方式表示他們對政府缺乏信心。商業界和金融界拒絕購買政府發行的債券。公眾不敢把錢存進銀行，四處尋找其他的投資方式——這種做法是很容易理解的。私人借貸機構毫不理會政府的規定，它們的利率超過了中央銀行批準的最高利率。在實施緊急經濟改革的1947年和1948年，商人們拒絕向城市供應商品，因為城裏的市場價格受到了政府的限制。企業家熱衷於囤積居奇，因為這麽做比從事正常的商業貿易和生產經營更有利可圖。結果是生產下降、企業破產以及失業率的上升。

總之，政府在經濟上的糟糕表現導致了以下後果：工人運動重新興起，並且不再受政府控制；1947年的經濟衰退——失業上升的惡性循環；政府與工商界關系惡化；公務員的貪汙腐化以及知識界對內戰的強烈反對；由於政府沒能有效減少通貨膨脹的損害，國民黨的執政能力受到嚴重質疑，這一質疑反過來又加大了政府控制通脹的難度。因此，政府的命令和改革措施得不到民眾的響應，哪怕人們知道對於反抗共產黨而言，這些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政府必須得到所有人的充分合作以及最大程度的犧牲才能渡過難關時，它的權威恰恰削弱了。

[1]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第20—21、29—30、33、64、162、299頁。根據一項估計，軍事開支占到1941—1948年中央政府總支出的60%（張嘉璈：《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中國的經驗（1939—1950）》，第155頁）。想了解1945年前的國防開支情況，見楊格著《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第16頁以及周舜莘的《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第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