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的聯盟（第2/8頁）

1948年1月，毛澤東警告黨員，對知識分子的信任要保留在一定限度之內。在知識分子政策上，毛反對采取“冒險政策”。他指出，知識分子只有極少數是真正頑固的反革命分子。相反，對待知識分子，共產黨“必須采取慎重態度”，要“分別情況，加以團結、教育和任用”。[56]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麽內戰期間，不僅有許多教師和學生從解放區來到國統區，也幾乎有同樣多的師生從國統區來到解放區。[57]根據《觀察》的一名記者從江蘇南部發回的報道，共產黨在這一地區最大的失誤是他們對待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錯誤政策，因此“這些人紛紛逃離了新四軍控制的地區”。[58]同樣，吳世昌承認，共產黨對小資產階級不信任是他反對共產黨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不信任導致共產黨內的知識分子數量始終“極為有限”。[59]

然而，從國統區逃到解放區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得到了周詳細心的照顧。共產黨和中央政府不同，無論有多少人從他們占領的地區逃走，共產黨從來沒有將接待那些來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視作一種政治包袱。通過報紙社論、電台宣傳，以及許多毫無疑問更加隱蔽的方法，共產黨表示他們歡迎來自國統區的知識分子。不僅如此，共產黨用實際行動印證了他們的承諾。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能在解放區免費住宿和學習，有時甚至能領到免費的衣物、毛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60]

1946年5月，延安電台聲稱，華中、華北的大學和中學雖然不是學習的理想場所，但已經有數千名學生從上海、北平、天津和其他國民黨控制的城市來到了這裏。據說超過300名學生從北平和天津來到張家口的華北聯合大學。日本投降後，幾百名學生離開上海，來到蘇北的共產黨學校上課。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因為對中央政府對留在日占區的所謂“傀儡學生”的歧視政策極度失望，才來到解放區。[61]到1946年8月，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總共建立了14所大學和技術學校，學生總人數達到了6225名，其中許多人都來自國民黨統治區。[62]共產黨積極鼓勵國統區的教授和講師前往解放區，並讓他們在解放區的學校中擔任行政和學術職務。

然而，直到1947年底，在共產黨在解放區開展一場廣泛的克服“左”傾錯誤的運動之前，共產黨試圖團結和再教育知識分子的做法並沒有引起人們更多的擔心。1948年1月，正是在這一時期反“左”傾運動的背景下，毛澤東發表了他反對對知識分子采取“冒險政策”的講話。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糾正土地改革運動以及新的城市政策中的某些問題。[63]

同樣在1948年1月，任弼時發表了有關土地改革問題的講話，在這段被人廣泛引用的評論中，他還提到了知識分子問題。任的觀點和毛澤東基本相同，但他還特別提到了出自地主和富農家庭的知識分子。任指出，不能僅僅因為我們要摧毀封建主義，就拒絕所有與封建制度有關聯的知識分子。很多學生，包括一些出自地主和富農家庭的學生，都支持革命，而且並不反對土地改革。他們逐漸意識到，土地改革是他們想要的民主的基本要素。任繼續說道，不僅如此，在三到五年內，革命將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國家需要大量的醫生、農學家、會計員、各方面的專家、教師，以及鐵路工程師。培養這樣的專業人員需要許多年，他們正是目前的解放區所急缺的。任強調使用現有人才的必要性，但同時也要在政治上對他們進行再教育，讓他們更好地為人民服務。[64]

1948年1月15日中共東北局發布的第一份針對知識分子的地區性指令明顯反映了這段時期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安撫態度。和共產黨其他同類型文件一樣，這份指令一開始就強調，知識分子可能對中國革命做出重要貢獻，盡管他們有許多固有缺點。然而，在東北知識分子的處理問題上，仍然出現了兩方面的失誤。一方面，沒有對那些日據時期的行政機關、工廠、礦山的管理人員以及得到新的共產黨政府許可、繼續任職的人進行改造。另一方面，一些幹部仍然堅持“貧雇農方針”。他們不僅將這一方針錯誤地應用到農村土地改革運動中，還將它機械地照搬到學校和機關裏。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受過教育的人僅僅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而遭到了歧視和不公正對待。[65]

為了糾正上述錯誤，東北局發布了七點指令。為了根除地主和富農思想、腐敗以及官僚主義，中共所有單位和組織仍然會對其成員的階級出身、思想、態度和工作作風進行調查。但“指令”規定，不應僅僅根據階級出身而簡單地判斷一個人。有必要對來自地主和富農家庭的知識分子進行調查和改造，但只要他們工作稱職、不反對土地改革，就應該允許他們繼續工作。而且，如果地主和富農的親屬具有進步思想，並願意接受再教育，他們有資格進入幹部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