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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一點而言，顛覆現有農村“精英”階層是土地革命首要的目標。在任何特定的村莊，政權是否由地主支配不是問題所在。關鍵的因素是土改破壞了當地當權者對政治和經濟的控制基礎，這是創造新秩序的必要一步。新秩序的建立是土改作為“所有其他工作之母”的第二重要的組成部分，並像一位作家所說，這使得黨的政策能夠深入群眾。參加多種多樣的控訴運動最活躍的農民，有的入伍成為共產黨的新兵，有的進入村裏新的領導班子。分到土地和財產的農民加入了農會和其他村機構。就是這個由農民自己組成的體制結構，共產黨可以依靠它，由它負責組織軍事運輸隊，以及對不願意應征入伍的人施加社會壓力。這就是當自由派評論家提到作為土改的結果，黨在農村紮下根時，想要表達的意思。
一開始，鬥爭運動不考慮階級界限。這是當共產黨想要尋找轉移財富和動員華北農民的新方法時，鬥爭對象眾多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在1945年之前，運動的這一特征在分配鬥爭果實中也很明顯，雖然大體強調將富人的財產給窮人。在1945年之後，階級界限的劃分更清晰了，黨在這一方面更努力了，即：特別要讓貧農和雇農分到財產。這一努力的結果是第一版的《土地法大綱》。《土地法大綱》規定了平分村裏的財產，這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對“耕者有其田”的解釋遠遠超出了消除地主—佃農關系。由於財富之少和中農數目之多，如果要絕對平分財富的話，就必須侵犯新中農和老中農的利益。黨對待中農的一大特征——相互矛盾之處，似乎最終被這樣解決：含蓄地要求在平分土地和財產的過程中，將他們包括進去。
1948年初，當考慮到中農利益而拋棄了絕對的平均主義政策後，有一點開始變得很明顯，那就是：中農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試圖將貧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在1947年很明顯是一個太過超前的目標。但是在群眾運動的背景下，它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不能完全地拋棄掉——雖然這樣有疏遠中農的危險。因此對中農態度的搖擺不定繼續著，甚至在制定黨的內戰土地政策最終決策時也不能免。最嚴肅的工作——安撫中農，只有在土改已經完全實行的地區，才會付諸實施。
[1]馬若蒙：《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年）》第13—24頁。他在對這兩種看法進行了總結。如果讀者想了解20世紀30年代中國自由作家和左翼作家關於土地問題的看法，可參閱《農業中國：選自中國作家的原始資料》。
[2]上海《經濟周報》，第3卷第16期，1946年10月17日。
[3]《美國的對外關系》，1946年，遠東中國卷，第1284—1286頁。
[4]參見此處。
[5]延安新華社，1946年9月14日（供參考）。
[6]毛澤東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見：《與毛澤東的對話》，《生活周刊》，1971年4月30日，第47頁。
[7]許多學者已經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國家農業調查局的統計。例如費維愷（Albert Feuervwerker）：《1912—1949年的中國經濟》，第34頁；德懷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中國的農業發展（1368—1968年）》，第91頁；沈祖海（T. H. Shen）：《中國的農業資源》，第96頁。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北京，1957年，第三卷，第728—730頁。
[8]取自章有義編輯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728—730頁。該調查覆蓋了22個省的1120個縣，但不包括東北。
[9]見馬若蒙的《中國的農民經濟》，附錄A，表A—6，第303頁。
[10]同上。
[11]甘博發現：在河北的定縣，有超過92%的農民家庭擁有土地；30%的農民租種土地，只有4.8%的農民是完全的佃農。見：《定縣：華北的一個農村社會》，第209—211頁。
[12]取自發布於1933年的兩個文件的官方修訂版本：《怎樣分析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1947年12月，這兩個文件作為“參考文件”被重新發給了各地黨委，然後於1948年5月24日被中共中央作為“正式文件”發給各地黨委。見：香港《群眾》，1948年6月17日，第2—9頁。1933年的原始文件翻譯可參見蕭作梁教授的《中國的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件研究》。
[13]取自山東膠東地區的一份文件《關於清查階級出身問題》。
[14]共產黨用山東省政府取代了戰時山東省管理局，省政府包括抗戰期間創立的5個分區。這5個分區分別是：膠東分區、渤海分區、魯中分區、魯南分區、濱海分區。
[15]黎玉的《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以下簡稱為黎玉報告），有關租賃關系的表格，見第86—88頁。一個明顯的問題是，這份調查顯示261個家庭租出了3.3萬畝土地，而473戶佃農家庭只租種了1.1萬畝土地。報告並沒有解釋這一明顯的矛盾。如果調查結果無誤，可以斷定極大一部分土地被租給了被調查的12個村莊以外的農戶，或租給了調查表中沒有列出的機構或個人。黎玉是在1945年9月的第二次群眾工作代表會議上提出這份報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