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第8/9頁）

[112]李立三：《關於發展生產勞資兩利政策的幾點說明》，載劉少奇編：《新民主主義城市政策》，第13頁。

[113]華商報資料室編：《解放區貿易須知》，第36—43頁。山東和華北解放區早先的外貿規定亦載於《新工商政策》，第36—83頁。

[114]《現代批評》，1948年12月15日，第1頁。

[115]列寧在特別提到“泰羅制”的時候寫道：“社會主義能不能建設起來，恰恰取決於我們能否成功地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行政體制與最新的資本主義的成就結合起來。”見列寧：《蘇維埃政府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載於《列寧選集》（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65年）第27卷，第259頁。“泰羅制”由弗瑞德裏克·泰羅發展起來，在20世紀初贏得了國際知名度。泰羅系統最廣為人知的是在工作機構中用科學的方法實現高效生產——而基本上不考慮機構中人的因素。

[116]引用自《新工商政策》，第109頁。

[117]引用自《新工商政策》，第107—109頁。

[118]參見此處。

[119]蘇聯的駐紮是依據1945年8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一系列補充協定。《長春鐵路協定》讓中國“東滿”和“南滿”的鐵路為中蘇共同所有，規定蘇聯人擔當合營系統（也被稱為“中長路”）的經理。見羅伯特·C．諾斯：《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人》，第219—220頁。

[120]欲了解關於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曾采用過責任制而又最終否定之的討論，見舒曼：《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第242—253頁。

[121]《新民主國營企業應學習蘇聯的經驗》，來自華北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編《第六次全國勞大決議》，第58—60頁。1946年後蘇聯對東北的介入性質和程度需要進一步研究。就像1946—194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共產黨統治區域遊歷了一番後所強調的那樣，總體意見認為兩個共產黨派之間沒有官方聯系，蘇聯共產黨也沒有為中國共產黨提供軍事支持。但是兩黨之間依然存在某種聯系，從下面幾點就能看出來：在東北鐵路管理層中出現了蘇聯人員，哈爾濱有中蘇友好協會這一專門的機構，中國共產黨在開始學習蘇聯勞動管理經驗時發表了一些由俄文翻譯成中文的文章。1948年，中國長春鐵路還成立了哈爾濱工學院，這是一所致力於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高等學府。學校提供下列領域的學位：建築工程、交通、電機工程、土木工程和經濟學。見美國駐北平領事館譯新華電台電訊，1948年8月16日。

[122]載於東北書店編《參考資料》，第49—50頁。

[123]載於東北書店編《職工文獻》，第3卷，第3頁。

[124]李立三，第9—12頁（參見此處）。

[125]楊貴昌：《城鄉關系問題》，第16—18頁。

[126]楊貴昌：《城鄉關系問題》，第13、37—38頁。

[127]參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364—365頁（第1424—1439頁，原文：今後，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將是恢復和發展生產，主要發展工業生產，同時也兼顧公有企業生產、私營企業生產以及手工業的工作生產。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治機關的建設，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台的工作，都要圍繞工業生產這個核心任務進行。最後，毛澤東號召全體黨員盡最大努力學習工業生產、商業以及銀行業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美國駐北平領事館譯新華電台電訊，1949年3月24日；劉少奇編：《新民主主義革命城市政策》，第3—4頁。

[128]《如何貫徹東北全黨的轉變？》，第4—9頁。

[129]楊貴昌，第35—36頁（參見此處）。

[130]《如何貫徹東北全黨的轉變？》，第2—4頁。

[131]東北職工總會：《關於工會費的決議》，1949年1月9日，來自華北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編《第六次全國勞大決議》，第55—57頁。工會成員將拿出每月總收入的1%作為工會費。

[132]《如何貫徹東北全黨的轉變？》，第2頁。

[133]《把我們在城市中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適應城市的特點》，1949年6月22日，見劉少奇編《新民主主義城市政策》，第47—48頁。

[134]新華社：《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布變更區街組織形式》，1949年6月22日，出處同上，第49—50頁。每個區設區辦公室，辦公室有七八個成員，負責協助貫徹市政府的決定和報告當地情況。市公安局的各區分局和它們管轄的272個派出所負責維持公共治安和進行戶口登記。

[135]見第九章。

[136]轉引自楊貴昌，第20—22頁（參見此處）。

[137]高崗：《站在東北經濟建設的最前面》，第6頁。這是高崗在第一屆東北黨代會上所做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