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者和其他人：最廣泛的聯盟（第3/8頁）

第二天，服務團團長、中共中央委員張鼎丞對上海年輕知識分子的勸導拉開了上海服務團招募運動的序幕。他敦促他們加入人民解放軍的“南下遠征”，將革命帶到全國。根據張所說，服務團的任務首先是通過宣傳和教育工作動員群眾支持軍隊，其次是參與軍事活動結束後的接收工作。[99]在幾天內，超過1000名學生志願加入服務軍，包括來自復旦大學的400名學生和來自暨南大學的200名學生。[100]

上海服務團的志願者，就像北平和天津的志願者一樣，只接受了最基礎的訓練。在五到六個星期內，主要學習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章程、中共關於與國民黨和談的八點宣言、人民解放軍在城市中的紀律和注意事項、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之後，學員被派往南方，配合推進的解放軍部隊。[101]9月，服務團的超過2500名年輕知識分子從上海到達了福州。一些人被送到其他城鎮工作，但大多數仍留在福州，分到福建省政府下屬的金融、經濟、教育、文化和公安各機構，也有的分到青年團和當地人民革命大學。[102]

一支農村服務隊也建立了起來。大約1萬名幹部、軍人和“知識分子的年輕成員”被解放軍部隊和當地政府組織起來，參加了在省委領導下的浙江農村服務隊。這支服務隊於8月初成立，他們將開展社會改革，組織貧農和雇農進行土改，總體上消滅農村的反革命勢力。同時成立的還有蘇南農業服務隊，訓練中心在無錫和蘇州。[103]

這些匆忙之間訓練出來的知識分子幹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據一些黨員和老幹部所知，對黨的原則缺乏“堅定的意識形態上的信仰”，因此受到這些黨員和老幹部的公開懷疑。黨試圖再將兩種訓練項目區別開，一種為普通知識分子而設，另一種則針對幹部。[104]對於後者，幹部工作會議、培訓計劃和整風運動在方法上都是相似的，已經在其他地方詳細描述過了。[105]為普通知識分子開設的初級教育計劃免除了幹部必須經歷的激烈批評和自我反省。政治課程以講座和討論為主，涉及時事、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和共產黨政策。為期六個星期的南下服務團訓練課程大體是這一類型的，雖然年輕成員在後來的工作中常常擔任了幹部的角色。

為了平息由此引起的不安，黨的領導辯解道，加入服務團，與組織工人等其他任務一樣，本身是一種政治訓練的形式。一篇社論評論道：“這樣，思想意識上的缺點與行動上的搖擺就能得到醫治。這一波瀾壯闊的革命任務因而在改造知識分子中具有深遠的意義。”[106]

當然，以上做法較另一種改造方案，即公開歧視他們為不穩定分子（這是很多人對他們的看法），要有效得多。專欄作家不會不就這點與國民黨進行比較。在過去，他們強調，很多想在公共事業單位中謀職的人被迫加入國民黨或青年團。而在1949年，共產黨可以誠實地宣稱：對於那些希望服務人民的大學和中學畢業生來說，這樣的障礙是不存在的。最後，黨因為尋找到了一個解決方案而受到好評，雖然這個解決方案是片面而暫時的，但畢竟解決了與學術界有很大關系的另一個問題。就像之前提到的，找不到工作是學生在內戰時期最為擔心的事情，而戰爭更惡化了這一情況。在那一時期，大學生中流行一種說法：“畢業即失業。”所以下面的話顯得尤為重要：“今年，在我們的新解放區，情況完全不一樣。新中國的各項工作，如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建設正在發展，到處都需要人才。幹部缺口很大，我們的畢業生有很多服務的機會。”[107]

第二階段：重歸學校　對那些不想積極參加革命事業的人，黨號召市學聯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為他們發起暑期學校政治學習計劃。[108]對象主要是普通學生，而不是積極分子。根據一位作家的記載，過去在新解放區首先關注的是最積極的分子。所以這一對青年知識分子進行“群眾”政治教育的初步嘗試，被認為具有實驗性質。[109]

在北平，約1.2萬名學生加入進來。約1萬人（其中大多是中學生）加入了青年暑期學校。另外1900名加入了大學和中學學生暑期學習班，差不多一半的參與者是普通大學和中學學生，而另一半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這一計劃是青年團訓練課程和群眾訓練課程的結合體。

據說學生的熱情高漲。但是因為時間有限，加上他們中的很多人對革命只有最膚淺的了解，學習負擔相對較輕。它對最重要的問題，比如辯證唯物主義、階級鬥爭、歷史發展、教育與政治事務的關系以及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只提供了入門介紹。另外，很多著名的革命家，比如彭真、薄一波、艾思奇為學生作講座。他們避免長篇的理論討論，而采取了革命故事和戰爭故事這些更適合於大眾的形式。戲劇、電影、體育和郊遊豐富了北平暑期學校計劃的內容，據課程結束時的說法，該計劃非常成功。[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