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第3/3頁）

日本人的侵略也給了國民黨政府同樣的機遇，然而與共產黨形成對比的是，它沒做什麽事情來利用這一機遇。政府也許贏得了承認——國際國內都認為它是“自由中國”的不二代表，但是到1945年為止，它在壯大國內政治力量和爭取大眾支持方面鮮有建樹。國民黨政府的確支持了淪陷區的遊擊戰和地下工作，但是從來沒有把他們發展成廣泛的抵制運動。不像共產黨，國民黨沒有在日軍的後方建立根據地，因此從根據地獲得軍事和政治支持也就無從談起。撤退到重慶的這些年沒有對黨政進行有效的建設，卻縱容了國民黨政治體系內弊端的發展，這造成國民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接收中國城市的不佳表現。國民黨無法應對日本侵略帶來的挑戰至此已經昭然若揭。有人會爭辯，日本侵略阻止了蔣介石的軍隊在1936—1937年給予失敗的共產黨軍隊致命一擊，使得共產黨的勝利成為可能。這麽說等於承認了國民黨在以後幾年中無法在一個更平等的基礎上與共產黨競爭。

因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共產主義者，真正信奉革命理想，所以在抗日戰爭期間，雖然官方奉行的是統一戰線土地政策，他們還在繼續尋找把財富從富人處轉移到窮人手中的新方法。華北社會經濟的現實沒有讓他們因為氣餒而停止探索，而是讓他們在實踐中擴大了剝削的定義，把一些對當地農民有意義的問題也包括了進來。

1927年第一次被國民黨打敗後，共產黨成功轉型，成了一個立足農村的團體；1934年在江西遭受第二次失敗後，他們在華北發動了一場土地革命。中共領導人做出這些決定決不僅僅因為他們是共產主義者。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都不能快速地適應環境，這方面的例子真的不少。中共的敏於應變可以在1942—1944年的整風運動中找到線索。

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入侵中國時，中共黨員的人數只有區區4萬。到1942年，黨發起整風運動時，黨員已上升到幾十萬。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由於不同的原因入了黨。他們的任務是在分散於各偏遠地區的敵後根據地中，把抗日鬥爭發展成統一的革命運動。整風的目的是要灌輸有關思想行為的準則，使他們在缺乏常規的行政協調和行政控制的情況下完成這一任務。為此，黨員入校學習。糾正兩類錯誤的必要性成了整風緊緊圍繞的兩大主題。第一類錯誤存在於黨內，第二類錯誤存在於黨與中國社會的關系之中。關於第一類錯誤，整風運動試圖加強黨內紀律和個人對集體、全黨對中央的服從。

但是，毛澤東主要關注的，似乎是第二類錯誤。1942年2月，他作了兩次講話，為整風運動拉開了序幕。而這兩次講話的重點，恰恰是糾正第二類錯誤的必要性。在講話中，他強調了變通馬列主義以適應中國環境，並把這條原則應用到黨的各級工作中去的重要性。他批評了機械地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卻不能將他們的觀點和方法分析運用到當前中國問題中去的學風。他還批評了將馬列主義當成現成的靈丹妙藥的教條主義。在他看來，馬列主義是一個理論工具，只有在實地考察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實際生活狀況後，它的有效性才能被證實。他還批評了黨內的一種傾向，即：將自己與外面的世界割裂開。在沒有與黨外群眾結成緊密聯盟的情況下，黨的革命目標“絕對不可能”完成。最後，他批評了口語和書面語中的黨八股，要求上至司令員下至黨的宣傳員學會用人民懂得的語言寫文章、做演說。[3]

著重關注奪權鬥爭的當前環境，是共產黨取得所有成就的核心要素。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提供了分析工具和組織模型，但是，如果不是共產黨人小心翼翼地把它們應用到思想和行動的每一級——上至中央委員會制定的政策，下至村莊工作的細節——就不會有後來40年代出台的，適應當地條件、滿足當地需要的全面計劃。用這樣的辦法，共產黨將自己的利益與中國絕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緊密聯系起來，從而獲得了群眾的擁護。堅實的群眾基礎滿足了它對糧食和人力的需要，使它與國民黨做鬥爭時有充分的供給。

[1]根據司徒雷登大使的說法。見美國國務院編：《美國的外交關系》（1947年，遠東中國卷），第76頁。

[2]默涵：《人民解放軍與土地改革》，香港《群眾》，第42期，1947年11月13日，第18頁。

[3]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由鮑德·考普頓翻譯，見他的《毛的中國：1942—1944年中共的整風文件匯編》，第9—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