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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再有力量進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顛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務中沒有作用，也沒有道義力量……”

換一種環境，史邁利也許會同意他的許多論點，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調子，而不是音樂本身。

“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對群眾的經濟壓迫已經根深蒂固，甚至列寧也無法預見。

“冷戰是一九一七年開始的，但最激烈的鬥爭還在後頭，因為美國的臨死掙紮使它在國外更加瘋狂……”

他沒有談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卻談到由於貪婪和停滯所造成的死亡。他說，他痛恨美國，史邁利相信他這句話。海頓也理所當然地認為，特務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個民族政治健康的東西，是它潛意識的真正表現。

最後，他談到自己的問題。他說，在牛津時代，他真的是右派，戰時，只要打德國人，你站在哪裏是無所謂的。他說一九四五年以後，他有一陣子對英國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滿意，後來才逐漸明白英國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這一輩子所經歷的歷史動亂之中，他說不準究竟是哪個具體時機，他只知道，即使英國退出，情況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他常常想，要是考驗的時候來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邊。他經過長期考慮之後，最後承認，如果兩個陣營之中總有一個要得勝的話，他寧可得勝的是東方。

“這完全可以說是一種美學上的考慮，”他擡起頭來解釋道，“當然有一半也是道義上的。”

“當然。”史邁利有禮貌地說。

他說，從那時開始，他只在等待時機，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這是第一天的收獲。海頓的嘴唇上掛著白沫，他又開始流鼻血了。他們約好第二天再談，還是原來時間。

“要是辦得到，比爾，最好能講得具體一些。”史邁利走的時候說。

“哦，我差一點忘了，告訴一下琴好不好？”海頓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麽說都行，只要把話說死。”他坐了起來，開了一張支票，放在一個棕色信封裏，“這是給她付牛奶錢的。”

他意識到史邁利對這項差使感到難辦，又說：“我不能帶她走，你說是不是？即使他們同意她去，她也會是個極大的累贅。”

那天晚上，史邁利按照海頓的叮囑，坐地鐵到肯特鎮，在一條沒有改建的小巷裏找到了一個小房子。一個穿著藍斜紋布褲、臉部扁平的金發小姐來開了門，屋子裏有彩燈和嬰兒的氣味。他記不得在貝瓦特街有沒有見到過她，因此他開口說：“是比爾·海頓叫我來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讓我帶來。”

“天呀，”那小姐輕聲說，“也該是時候了。”

客廳裏很臟。他從廚房門裏看到一大堆臟碗盤，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後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沒有鋪地毯，但是畫了蛇、花、蟲的長條圖案令人眼花繚亂。

“這是比爾的米開朗基羅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會像米開朗基羅那樣悲痛。你是政府派來的嗎？”她點了一支香煙問，“他告訴我，他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發黃。

“首先，我得給你這個。”史邁利說，從上衣裏面口袋裏掏出信封來，把支票給她。

“面包。”那小姐說，把信封放在旁邊。

“面包。”史邁利說，對她回笑了一下，這時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聲音，讓她拿起信封撕開。裏面沒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經夠了：即使從史邁利坐著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數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走到屋子那頭壁爐前面，把支票和雜貨店賬單一起放在爐架上一個舊鐵罐裏。她到廚房裏，泡了兩杯速溶咖啡，但出來時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裏？”她站在他前面問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這是遣散費，是不是？那麽請你告訴他，我……”

這種場面，史邁利以前見過，但是他現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談的話：“比爾做的工作有關國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細談，你最好也不要跟別人說。他在幾天前出國去完成一項秘密任務。一時不會回來。好幾年都不會回來。他奉令不得告訴別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說到這麽多，她就爆發了。他沒有聽清楚她到底說些什麽，因為她又哭又鬧，樓上孩子聽到她哭，也大哭起來。她口裏罵著，不是罵他，甚至也不是罵比爾，只是空口罵著，問現在到底還有誰相信政府？接著她平息下來。史邁利在四周的墻上看到比爾其他的畫，畫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畫完的，與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種難認的無可奈何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