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中的蜉蝣

——《天年》序

■劉慈欣

在原本空無一物的湖面上方，不知從何時開始漸漸聚集起一大片模糊不清的東西，氤氳如煙。

那是蜉蝣！

這種孱弱的生命正在拼命掙脫水的束縛，沖向天空，它們相互擁擠、推攘，甚至傾軋和構陷……陽光下的飛翔就是它唯一的追求，煙雲般的蜉蝣之舞就是它全部的宿命！……

黃昏不可遏止地來臨了……

一個錯誤出現了，又一個，接著又一個。像沾染了灰塵的雪片般，蜉蝣們的屍體越來越密集地墜落。掛在樹枝間，落在草尖上，更多的是漂蕩在水面，然後葬身魚腹……在大地的這一面即將進入夜晚之際，蜉蝣們的一切便已沉入永恒的黑暗。它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只能夠目睹下一次晨曦的來臨。

這是《天年》中的一段讓人印象深刻的描寫，這種朝生暮死的小蟲，引發過多少詩人的感嘆。但人們很快意識到，從大自然的時間尺度上看，人類的命運與蜉蝣沒有什麽區別。

人類個體生命的時間跨度為八十年左右，這真的是一段短暫的時光。即使以光速飛行，這段時間我們也只能跨越八十光年的距離。八十年，大陸漂移的距離還不到一米；即使以生命進化的時間尺度看，一個物種可見的自然進化要兩萬年左右才能發生，與之相比，八十年只是彈指一揮間。與蜉蝣相比更為不幸的是，人類看到了這個圖景！

我們有理由對Ta發出質問：為什麽要這樣？！Ta可以是有神論者的上帝或造物主，也可以是無神論者的自然規律。為什麽個體生命被設定得如此短暫？現在所得到的最可能的答案是進化的需要，只有不斷地死亡和新生才能給自然選擇以機會。正是個體不斷地死亡和新生才使物種整體得以在進化中盡可能長時間地延續。至於是不是還有什麽別的理由，我們不知道。地球上也有極少數近乎永生的物種，如燈塔水母，但絕大多數的生命個體都是一個個朝生暮死的悲劇。

正是個體生命的短暫和物種整體延續時間的漫長，導致了人們對個體和物種的生存狀態產生了不同的印象：個體的壽命是短暫的、有終點的；而物種整體則是永生的。我們暫且把這種印象稱為“物種錯覺”。

物種錯覺在中華文化中最為明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中都有世界末日的概念，但在中華文化中則很難找到末日的蛛絲馬跡，我們的文明沒有末日意識，它在潛意識中認定自己是永生的。

其實在古代，物種錯覺倒是更符合人們的直覺。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在那漫長的進步緩慢甚至時有倒退的年代，作為個體的人在一生中看不到生活和世界有什麽本質的變化，一生如同不斷重復的同一天，盡管天下不斷經歷著改朝換代，但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城本身是永恒存在的。

但工業革命後，物種錯覺被打破了，時間不再是一汪平靜的湖水，而是變成了一支向前飛行的箭，文明的進化呈現出以前沒有的明顯的方向性，過去的永遠成為過去，即將到來的也不會再重復。方向性的出現暗示著終點的存在。現代科學也證實了末日的存在，在人的一生中看不到任何變化的太陽其實正在演化之中，在雖然漫長但終究是有限的時間內終將走向死亡。就整體宇宙而言，雖然目前宇宙學還沒有最後確定宇宙的膨脹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但無論是哪種可能性，宇宙都有末日。不斷膨脹的宇宙將撕裂所有物質，宇宙最終將成為物質稀薄的死寂的寒夜；而因引力轉為收縮的宇宙將在新的奇點中結束一切。現在我們意識到，一個物種和文明，也同一個生命個體一樣，有始，也必然會有終。

面對現代科學，中國文化中的物種錯覺也在破滅中，但在文學中，這種錯覺一直在延續。文學在不斷地描寫個體的末日，感嘆人生苦短，但從來沒有正視過物種和文明的整體的末日，即使是中國科幻文學也是這樣的。中國科幻自清末民初誕生以來，直到上世紀末，很難找到末日題材的作品。新中國成立以後，末日題材曾經是一個忌諱，世界末日的概念被視為資本主義文化所專有的悲觀和頹廢。但人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在這一時期的主流哲學觀辯證唯物主義中，末日這一概念恰恰是得到哲學上的認可的。老一輩在談到生老病死時，總是達觀地說道：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嘛。

在國內新生代的科幻小說中，特別是近年來，末日題材開始出現，以長篇小說為例，近年來就有拙作《三體》系列、王晉康的《逃出母宇宙》和何夕的這本《天年》涉及末日題材。至少在科幻小說中，我們開始正視這一沉重而宏大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