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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紐約時報》這樣令人驚嘆的機構竟如此的不傲慢，如此背負著責任感和生怕走得太遠的擔憂，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它為什麽有生命和力量，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暗示了它是脆弱的——不僅是擁有《紐約時報》的這個猶太家族的脆弱，而且還有這個家族把自己的命運系於其上的民族的脆弱。在美國社會表面之下存在的對猶太人的狡黠的輕蔑，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到了這個家族的每一個成員，甚至擴及第三代——蘇茲貝格的兒子，一個海軍士兵，在去朝鮮的路上因是猶太人而被拒絕進入佛羅裏達州霍布桑德一個不對公眾開放的勝地；蘇茲貝格的一個女兒，在紐約的一所女子私立學校上學，在班裏的唯一朋友也是一個猶太姑娘（但她倆很快就彼此討厭了）；喬治·奧克斯—奧凱斯的兒子，一個聰明的學生，在勞倫斯威爾學校的猶太人入學限額之下被錄取。由於這些以及類似的事件，甚至這個擁有《紐約時報》的家族也要遭到社會的這種詳細審查。毫不奇怪，《紐約時報》對猶太復國主義是非常敏感的，同時對於保持《紐約時報》無可非議、遠離國內偏見的影響十分講究。

奧克斯家族的某些成員對這種偏見的最初感覺，是在阿道夫於1896年購買了《紐約時報》後不久他們開始向北方遷移之時。在查塔努加他們一點兒也感覺不到反猶主義，這種環境也許是一個流動的、松散的社會造成的結果，這個社會在內戰後已經確定下來，把查塔努加變成了一種邊疆城鎮。喬治·奧克斯—奧凱斯相信，可能自己所屬於的那種類型的猶太人比在世紀之交大量遷移到美國的東歐猶太人更可為非猶太人所接受。他將查塔努加對他及其家人的接納當作對此理論的佐證。他的父親長期擔任查塔努加猶太人社區的在俗拉比，他自己也曾在唱經班唱詩，後來娶了一位猶太姑娘，按這種信仰培養了他的兒子們。就宗教而言，他自認自己是一個“好”猶太人，但他回避對猶太人的任何種族的或民族主義的義務。當他1893年當選為查塔努加市長後，他深信他的生活是很明智的，也是很好的。

當喬治1901年搬到費城，接受他哥哥為他提供的職位，管理阿道夫在該城新買下的一家報紙時，喬治逐漸開始意識到作為一個猶太人更完全的意義。費城更嚴密設防的社會在種族歧視上並不輕微，盡管喬治一般不挑起爭端，但也驚恐萬狀。他認為挑起爭論只會進一步加劇不愉快的局面，猶太人在某種程度上要對這種種族偏見負有責任。如果猶太人少一點在美國建立自己的學校和大學的欲望，不再首先把自己當作猶太人，猶太人和其他美國人之間的隔閡就會減少。他承認，猶太人完全整合進美國社會制度要用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在美國出生的第一代猶太人，也許還有第二代，不會取得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地位。但如果他們保持耐心並且樹立起作為傑出、忠誠公民的榜樣，那麽第三代和第四代無疑就會得到承認——雖然在宗教信仰上不同於他們的美國同胞，但會是典型的和完全的美國人。無論如何這是他希望發生的，在他的後半生他試圖這樣生活，認為這會促進他的事業，有益於他的兩個兒子的未來。

喬治的兩個兒子像他的妻子一樣，都是在費城出生和長大的。他的妻子是一個商人和銀行家的女兒，她的家庭在近75年來一直是費城的居民。喬治的第一個兒子小喬治，1909年出生。他上了普林斯頓和牛津大學，成了出色的學院辯論家。他為各個報紙工作，寫遊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了炮兵軍官，後來用了五年時間為中央情報局工作。1965年他55歲時，在佛蒙特州的一次車禍中喪生。

第二個兒子約翰出生於1913年。大約一周後，由於分娩時的並發症，他的母親去世了。此後喬治的兒子都是在他的未婚姐姐南尼的幫助下長大的。南尼·奧克斯是朱利葉斯和伯莎的三個女兒中最大的，比喬治年長一歲，比阿道夫小兩歲。她上過弗吉尼亞州布裏斯托爾的一家女子學院，但她母親生病後，她被叫回家幫助料理家務。南尼曾得到過別人求婚，但從未結婚，特別是阿道夫也沒有鼓勵她去結婚，因為他對求婚者抱有批評的眼光。南尼的確一直在家裏，這是直到她母親去世時她一直待的地方。她的母親1909年在紐約拜訪阿道夫時去世了，享年75歲。

南尼當時48歲，此後五年她到歐洲生活和旅行。由於她弟弟的妻子去世，她回到費城和喬治住在一起。孩子們敬愛南尼，他們長大後，開始贊揚她敏銳的頭腦和她的社會責任感，這種責任感在30年代初期使她成了新政的一個熱情支持者，敢於抵制在奧克斯王朝大家庭聚會時她碰到的所有反對意見，特別是來自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和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反對意見。這兩個人都不能容忍羅斯福，而且伊菲吉妮絕對不寬容埃莉諾·羅斯福，容不得她的聲音。但南尼講自己的觀點總是有說服力的。多年後約翰·奧凱斯認為自己之所以在政治上成了自由的民主黨人，至少一部分起源於他的姑姑南尼。單是提到她的名字，他正經的性格就會溫和起來。當然，對他的一生起支配性影響的還是他的父親喬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