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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約翰·奧凱斯聲稱很高興他父親改了名，減輕了他家庭分支中具有某種不必要的奧克斯的分量，但他卻對他父親的默默無聞和不被家族一些成員所看重而失望。在與伊菲吉妮·蘇茲貝格及其他近親合作寫的一本關於阿道夫·奧克斯的傳記中，他的父親喬治被稱為一個“持槍的浪蕩子”。阿道夫本人對他弟弟的整個一生都有深刻的影響，但在喬治的性格中明顯可感覺到他與制度的不和諧，所以他總是讓喬治安全地遠離權力的中心舞台。當奧克斯開始把更多的時間投在紐約而不是南方時，他任命喬治經營《查塔努加時報》，他一直非常滿意，直到喬治決定競選市長。阿道夫不能泄他的氣，既不幫助他，也不鼓勵他。在喬治結束政治生活後，阿道夫為他在巴黎提供了一個職位，負責1900年《紐約時報》在巴黎展覽會的展覽，這一任務包括每日出版一份《紐約時報》巴黎版。喬治接受了這一挑戰，既在工作上也在生活上和國際組記者圍著巴黎城奔波，提高了《紐約時報》的聲譽。展覽會結束後，喬治獲得了法國政府的榮譽勛章。

一年後喬治去費城管理奧克斯在那裏的報紙，這是一次成功的冒險，於1913年結束。當時阿道夫·奧克斯越來越多地卷入了《紐約時報》在紐約的擴張中，並且對他在查塔努加的報紙戀戀不舍，所以接受了喬治的建議，以200萬美元的價格把費城的報紙賣給了賽勒斯·柯蒂斯，條件是喬治仍然當費城這家報紙的業主。但喬治和柯蒂斯之間很快就出現了政策上的分歧——喬治對柯蒂斯把他的女婿安排在經營部工作做出了讓步。1915年喬治辭了職，又繼續為阿道夫工作，這一次是在紐約。喬治負責《紐約時報》公司的兩個輔助出版物《當代歷史雜志》（Current History Magazine）和《周中畫報》（Mid-Week Pictorial），他在時報大樓十層有一個辦公室，約翰·奧凱斯現在也在這一層管理《紐約時報》的社論版。

喬治從不涉足《紐約時報》的新聞部，他的兒子約翰也沒有。約翰·奧凱斯喜歡有一條把他的社論版職員同報紙其他職員分離開的清晰的分界線，保護它免遭時報大樓二層的門羅·格林的商業野心和三層的克利夫頓·丹尼爾咄咄逼人的官僚作風的影響。奧凱斯享受著在機構內少見的獨立性——他的意見以及他手下的社論作家的意見，只服從於業主的審查。奧凱斯和業主定期接觸，得到了相當於完全的自由，因此近些年來的社論已經從乏味變成了活躍，咄咄逼人地攻擊阿道夫·奧克斯決不會容忍的那些問題，誹謗在《紐約時報》內部一度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重要人物，如蔣介石、羅伯特·摩西[注：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1888—1981），美國城市規劃師，20世紀中期紐約市區、長島、韋斯特切斯區等地的主要締造者。]和弗朗西斯·卡迪納爾·斯佩爾曼[注：弗朗西斯·卡迪納爾·斯佩爾曼（Francis Cardinal Spellman，1889—1967），美國羅馬天主教高級教士，1939至1967年間擔任紐約樞機主教。任職期間，他成為美國天主教史上最受歡迎、最具影響力和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因將天主教教義納入美國生活方式主流而受到贊揚，也因其社會、政治觀念備受爭議。]。當奧凱斯1949年在為星期天版部的萊斯特·馬克爾的“一周評論”欄寫作三年後，開始為《紐約時報》寫社論時，社論部的政策是堅決支持蔣介石。寫了大部分社論的專家是一個中國通，是蔣介石的崇拜者，很少表達會冒犯這位通過譯文閱讀《紐約時報》的領導人的意見。這位作家退休後，約翰·奧凱斯在50年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因他對麥卡錫主義的尖銳社論而引人注目。和其他重大問題相比，《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政策開始明顯改變了。奧凱斯認為美國承認共產黨中國成為聯合國一員是明智的，當這種觀點開始滲透進《紐約時報》的社論中時，蔣介石暴怒起來。一天，在《紐約時報》一位駐台灣記者按幾周前安排好的一次計劃去采訪蔣介石之前，《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這樣的社論。見到這位記者時，蔣介石揮動手臂，生氣地拒絕合作。記者解釋說，在《紐約時報》他的新聞人員和社論版是由完全不同的部門管理的，即使這樣也沒能使他息怒下來。

幾年前，《紐約時報》給予了羅伯特·摩西罕見的特權待遇，這種待遇的獲得主要靠的是摩西的大膽。他老練地利用個人關系，或者編造包括蘇茲貝格夫婦在內的《紐約時報》高層人士的關系，嚇唬一些去采訪他的記者。作為紐約最有權力的公職人員——在50年代，除了其他頭銜，他還是公園行政管理人、市長的貧民窟清理委員會主任、特裏博羅夫大橋和隧道管理局的主席、州電力局的主席、計劃委員會的委員——不可否認摩西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消息源。同樣真實的是，他對如何采訪有自己明確的看法，如果他對報紙上的一篇報道不高興，他會毫不猶豫地給《紐約時報》發電報，譴責記者是無能的，或者有時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申斥這個記者，或者有時會給阿瑟或伊菲吉妮寫一封有禮貌的抱怨信。這封信會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到時報大樓第三層，最終也許到城市版主任助理手上，這位主任助理會懷疑羅伯特·摩西對那個記者的貶低在某個方面是不是有道理。盡管摩西從來沒有成功地使一個《紐約時報》記者解職或者受到懲戒，但他仍不停去嘗試，他所做到的事情是使記者注意他可能做出的反應，使許多記者——可以肯定是不怎麽有把握的記者——對自己寫的關於他的每一篇報道都格外小心。這些記者知道，或者自認為知道，或者寧願相信，摩西一定比紐約的其他重要新聞制造者更難以對付。他們已經聽說過新聞編輯部裏的傳聞，摩西是《紐約時報》統治家族的一個朋友，伊菲吉妮·蘇茲貝格特別喜歡他對她關於城市公園的建議做出的回應。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並不重要，在這種背景下不管是事實還是謠言都同樣有說服力。在時報大樓裏似乎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這樣一種觀點，羅伯特·摩西需要特別對待，他也的確得到了特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