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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59年，摩西對《紐約時報》發表的關於以他為首領的該市第一貧民窟清理方案的一系列文章感到生氣，他的表示異議的信件並沒有出現在它們應該出現的“致編輯的信”的欄目裏，而是作為新聞發表在平時的新聞欄目裏，前面加上一段解釋性的話，在新聞標題下出現。這不僅使讀者開始懷疑那一系列文章的可信度，而且還挫敗了那一系列文章的銳氣，但那些文章是記者經過幾個月認真研究的——對摩西來說，即便不是在所有細節和解釋上都完全令人滿意，也是確切和客觀的。當摩西在《紐約時報》上為他的朋友萊斯特·馬克爾，一個因其風格標準的嚴格而知名的編輯撰寫評論文章時，編輯們對摩西華麗的散文很少修改，很少削弱它的鋒芒和做作，這些文章在星期天的《時報雜志》上幾乎和馬克爾本人寫的文章毫無二致。當時在《紐約時報》的新聞隊伍裏有一個老記者，在他的同事中以“摩西的人”而知名，這意味著摩西使他成為自己的一個心腹和朋友，把他的私人電話號碼和周末的行蹤都放心地告訴他。這樣一來，為了證實、否認或評論某個消息的進展，《紐約時報》的編輯想找摩西的話，只需問一下這個人就行了，他會和摩西聯系的。這個特殊的記者在職員中的地位，他的信心和行動方式，無疑還有他尋求獎賞的勇氣，在某種程度上因他同羅伯特·摩西的關系而得以鞏固。當摩西在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個重要的制造新聞者的地位開始衰落時，摩西的人在《紐約時報》新聞編輯部裏的地位也衰落了。

羅伯特·摩西在《紐約時報》上的神聖不可侵犯地位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60年代期間該報組織的大調整，先是蘇茲貝格生病和能力不濟，然後是他50歲的接班人奧維爾·德賴富斯於1963年突然去世。三年內這兩個業主的迅速退出，連同他們手下老衛兵的重新安排，對《紐約時報》的許多傳統習慣和價值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在時報大樓三層發號施令的人中突然出現了一些具有新觀念的新編輯，約翰·奧凱斯開始管理十層的社論版，這些人大多數都不怎麽敬畏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最早感覺到這種變化的是羅伯特·摩西，另一個人是弗朗西斯·卡迪納爾·斯佩爾曼。

1963年的冬天摩西開始感覺到了這一點。當時作為即將舉行的紐約世界商品展覽會的主席，他那麽多的計劃和行動居然不被新聞界所看好。媒體的情緒看起來對他不利，不僅有《紐約時報》，還有其他報紙，加上廣播電視。並不是說他們不完整地或不準確地報道這些新聞，而是在一些事情上他們做得太完整、太準確了，他們什麽也沒有忽略。他們引用一些多余的詞語或句子，插入多余的小細節，有意地向讀者表達一種懷疑。他們和摩西開玩笑，因為這個暴躁的老人極力吹噓這次商品展覽會。他們在它劣質的建築完工之前就把它拆散了，然後他們又在接下來的兩年之中不斷地來貶低它。

《紐約時報》社論批評摩西對這次商品展覽會的財務操縱，他“對辱罵的愛好”，記者們似乎很高興記錄下他的每一個挫折——他想讓A&P來清除在商品展覽會場地上空可被看到的大霓虹燈面包廣告牌，結果徒勞一場；他想讓蘇聯人參與商品展覽會，結果人家沒來；他對每天來參觀商品展覽會的人數的樂觀估計也沒有實現。新聞界，包括《紐約時報》，過分渲染商品展覽會開張日種族騷亂的威脅，包括黑人好鬥分子在高速公路上的一次汽車“阻塞交通示威”——一種盡管沒有成功卻不利於人們參加展覽會的威脅。在這一時刻沒有人有興趣去幫助摩西，媒體沒有顯示出一點愉快的態度，對小過失也不無動於衷，盡管這種無動於衷曾是他們對以前的布魯塞爾商品展覽會報道的特點，或者會激發起對後來的加拿大商品展覽會的報道。摩西，紐約商品展覽會的象征，在他的漫長生涯中已經樹敵太多了。他寫了太多的信，推開了太多的人。他罪有應得，但正像很多情況一樣，他並沒有在該遭報應的時候就遭到報應。因為1964至1965年紐約世界商品展覽會並不像大量新聞報道所暗示的那樣是非常醜陋的、無聊的、沒有生氣的鋪張演出。每一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參觀者出席這次商品展覽會，都找到了精彩的、值得記住的畫面和聲音，但他們無法表達出這一點，沒有完整的聲音，因為新聞界關注的只是大門口的示威者、停車問題、勞工爭論，以及如果人們留心就總能發現的過失——《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在他的專欄裏報道說，“在這次商品展覽會上”，在斯科特紙巾展館的男廁所裏卻沒有擦手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