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14/15頁）

弗朗西斯·卡迪納爾·斯佩爾曼，是《紐約時報》幾十年一直在報道但從沒有認真寫過的人物之一。從阿道夫·奧克斯時代開始，《紐約時報》就對宗教題材格外敏感，一直害怕冒犯這個或那個集團。在碰到卡迪納爾·斯佩爾曼的事情時，編輯們的工作甚至更為謹慎，因為他不僅是一個有廣泛權力的神職人員，而且有時還說些或做些有爭議的事情，使編輯們不得不去琢磨如何發表新聞，同時又不去冒犯斯佩爾曼和他成千上萬的追隨者。編輯們多年來努力巧妙地這樣做，磨去報道的棱角，軟化標題，只要有可能就強調斯佩爾曼的仁慈、他的魅力、他的樸素的方式，他在教會學校畢業典禮上和警察交流早餐會上受到的熱烈歡呼。他們一直不去突出，有時甚至會無視斯佩爾曼紅衣主教不怎麽光輝的因素。比如他對轟炸者的祝福，他對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的感情，他對紐約政治的參與。如果他不是在越南戰爭期間如此固執地炫耀他的愛國主義，新聞界對他的這種禮貌的政策無疑會永遠繼續下去。在越南戰爭時期，美國放松了限制，越來越和斯佩爾曼的教會不相一致。60年代的斯佩爾曼，像羅伯特·摩西一樣，走得太遠了，自由主義者越來越不自由，包括《紐約時報》的一些像約翰·奧凱斯這樣的人。在斯佩爾曼去世前的一年，《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攻擊這位紅衣主教在越南對美國軍隊進行聖誕節訪問期間說“除了勝利，別的都是不可思議的”，這一評論不僅招致美國許多天主教徒的反感，而且也招致了保羅教皇的厭惡，教皇正在進行爭取和平談判的運動。甚至在《紐約時報》新聞欄目裏，在最近雇用的一個宗教新聞編輯約翰·科格利——以前就職於天主教雜志《公益》（Commonweal）的開明天主教徒——所寫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對這位紅衣主教的說話不當進行了譴責。科格利還指出，在傳統上對戰爭表達嚴肅的保留意見的天主教徒的數目，相應地要比新教和猶太教反對戰爭者的數目更少——這一聲明是幾年前《紐約時報》的記者或許其他人都不會發表的；即使現在，《紐約時報》的一個有著猶太人作者名字的人也不會發表這種聲明。

更驚人的是，在斯佩爾曼紅衣主教去世的當天，《紐約時報》為他發表了一篇社論，做出的評價不僅震驚了許多天主教徒，而且也使《紐約時報》的其他許多讀者感到驚奇，因為他們曾錯誤地假定《紐約時報》的社論會緩和它對這位紅衣主教的觀點，向他發表一篇頌文。相反，這篇社論把他描繪成一個頑固不化而又有表現欲的人，挖掘了注定是他罪行的東西：“他以蠱惑人心的過分言論支持後來的參議員麥卡錫，他對富蘭克林·D.羅斯福夫人進行了拼命攻擊，因為她主張在教育上宗教應和國家分離。在政治事務上和公共辯論中，他經常是以一種命令的口氣說話，披著一種權威主義的外衣。權威主義盡管在其他某個時候和其他某個地方也許是合適的，但卻不適合於一個多元主義社會。不管斯佩爾曼紅衣主教是否極力禁止影片《寶貝兒》（Baby Doll）或阻礙紐約離婚法的改革，他有時都是在瑣碎的問題和失敗的事業上濫用他和他教會的特權。”

幾十件抗議信和電話接踵而至，眾口一詞地反對這篇社論。在最初收到的70封信件中，有62封譴責信，其中一些後來在社論版的“致編輯的信”欄目中發表。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上，它的主編威廉·F.巴克利就這篇社論寫了一篇社論，指責《紐約時報》在斯佩爾曼犯錯誤時不去批評他的錯誤，指控在斯佩爾曼和麥卡錫的友誼以及他和羅斯福夫人的分歧有新聞價值時，《紐約時報》的社論對他保持了沉默。巴克利寫道，這位紅衣主教曾把《紐約時報》嚇得不敢說話。巴克利總結說，因此，“我們更要悼念這位紅衣主教的去世”。

巴克利斷定《紐約時報》在羅斯福夫人事件上保持沉默，這是不正確的。在1949年《紐約時報》的兩篇社論中，盡管對這位紅衣主教的抵制是最微妙的，但支持了羅斯福夫人的立場。

在斯佩爾曼去世後的喧鬧聲中，約翰·奧凱斯保持了冷靜。奧凱斯以前多次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並且他還會經歷的，他有點喜歡這些社論引起的激動。他想在《紐約時報》經營一個刺激性的社論版，表達一些並不總是流行的但至少是他自己的和出版人的意見，並且不受《紐約時報》之外的有權力的人所影響，而且也不受從門羅·格林那裏購買《紐約時報》版面的廣告商所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