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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多數兒子都早已不對他們的父親抱有什麽幻想了，但約翰·奧凱斯依然堅信他的父親是一個少有的正直傑出的人，一個肯定具有比阿道夫更高智慧的人。這話顯然不是出於對阿道夫的怨恨。約翰總是稱贊他父親的直率，敢做敢說他想的事情，不管後果多麽不招人喜歡和使人尷尬。約翰不厭其煩地講述一個個能反映出他父親是一個獨立的、大膽的、不妥協的思想家的故事。他記得，費城一家非常龐大的抱有敵意的廣告客戶代表團有一次去造訪他父親在《費城公報》（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的辦公室，抗議喬治·奧克斯曾給予一個共和黨改革候選人的支持，反對民主黨的組織。他們暗示，如果喬治繼續奉行這一政策，將會使該報在廣告收益上付出沉重的代價。但喬治不顧他們的反對，在市長競爭中更加支持這位改革候選人。這個候選人最終獲勝了，出於感激，問喬治是否希望推薦哪個人到新聞管理部門擔任政治職務，但喬治拒絕了這個好意。他不祈求任何恩惠，也不提名任何人。喬治告訴這位市長，他只希望他能有效地、誠實地管理這個城市。在這位市長的整個任期裏，喬治從未去過他的辦公室，極力避免跟他談話。

約翰·奧凱斯對樹木、河流和群山的保護，對土地開發商野心的反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他父親激發起來的。他父親是一個熱愛自然公園的人和徒步旅行愛好者，但約翰·奧凱斯比起他的父親來是一個更有激情的保守主義者。事實上，奧凱斯可能是自喬伊斯·基爾默[注：喬伊斯·基爾默（Joyce Kilmer，1886—1918），美國作家、詩人，以短詩《樹》聞名。]以來《紐約時報》的一個對樹木最有強烈感情的人。基爾默是個詩人，1918年去世時在美國軍隊服務，是從《紐約時報》的星期天版部去軍隊的。自奧凱斯成了《紐約時報》有影響的人物以來，在社論版上定期地熱烈討論變化的季節，還有一個主要議題是大自然反對人的貪婪的無止境的鬥爭。在這些問題上，奧凱斯經常和那些有權力、有財富、自以為是（這些品行在約翰·奧凱斯身上不是沒有）的人意見相左，奧凱斯看重的恰恰是他和世界之間的這種謹慎的平衡，是一種自省。他有時在人們身上看到了他批評的東西，無疑加劇了他的敏感和追求高尚靈魂的習慣。他似乎一直處在一種自我檢查的狀態中，過分講究他寫作的用詞，為了一個想法而苦苦思索，既擔心自己的批評太嚴厲，又怕它不夠嚴厲，小心避免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一種個人的動機促使他去做他正做的、已經做的或將要做的事情。因此他也許不會發表有關他曾經上過的學校、參加的組織的社論；有時他還會批評那些他參與其中的事情，這時他不會避諱自己與這些事情的聯系，因為這一舉動處於意料之中，而他不想變得容易捉摸。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學生編輯時，他批評學校的社團體系，但他同時也是一個社團的成員；作為一名《紐約時報》編輯，他理應支持民權運動，私下裏他又對華盛頓大都會俱樂部以及其他類似組織的一些種族政策感到反感，但他沒有加入那些在60年代初期退出該俱樂部並引起輿論一片嘩然的有頭有臉的人物的行列：奧凱斯幾年之後悄悄地退出了該組織，並不公開討論退出的原因。

像大多數報紙編輯和評論員一樣，奧凱斯並不欣賞批評。如果在另一家報紙或雜志上出現了對《紐約時報》不迎合的評論，特別是針對它的社論的，奧凱斯會很快發出一封答復信。他的信經常是極力證明這種批評是不可信的，揪住這種批評中出現的事實或解釋的錯誤不放，即使這些錯誤對文章更大的目的來說是微不足道的或沒有實質意義的。不是說奧凱斯比其他編輯更謹小慎微，而是說對他的心臟部位哪怕最輕微的攻擊，他都抑制不住反擊的沖動。他是非常容易生氣的和敏感的，他的一生因為與他的出生相伴隨的悲劇，因為父親強烈的多愁善感，因為他的改名，而變得同樣復雜起來。他改名是為了正式澄清他是誰、他在哪裏、他如何到那裏。奧凱斯接受一切挑戰，他的一生老是有小的沖突，其中大多數是和他自己過不去。

1936年從牛津回家後不久，他在上衣翻領上別著一枚羅斯福的圓形小徽章到特倫頓一家報紙求職。他得到了一份工作，但主編告誡他，除非他把這枚圓形小徽章摘掉，才能到辦公室工作。奧凱斯被這個要求所冒犯了，認為這多少是對他的獨立性的一種侮辱。他又等了幾天，直到羅斯福再次當選後，他才摘下這枚圓形小徽章到《州公報和特倫頓時報》（State Gazette and Trenton Times）報到。後來在《華盛頓郵報》，再後來是在《紐約時報》，奧凱斯似乎拿不準在自己的文章上如何署名，結果他的筆名在幾年內多變，從約翰·奧凱斯到約翰·B.奧凱斯、J.B.奧凱斯，再到約翰·伯特倫·奧凱斯——在他為《紐約時報》寫的一些觀察文章上署名是“約翰·伯特倫”。在他掌管《紐約時報》的社論版並開始發表湯姆·威克的文章後，奧凱斯開始認為這種署名太不正規了。一天他給威克寫信問問是不是用托馬斯·威克或托馬斯·G.威克署名更合適，威克說，他喜歡用他原來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