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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裏利的《論壇報》大樓的窗戶被砸碎，如果不是警察平息暴亂就會受到嚴重危害之後，雷蒙德給他的職員配備了槍支，並且允許他們向入侵者開槍。雷蒙德主要是靠他和林肯的友誼，還從戰務部得到了兩支加特林機槍，架在《紐約時報》經營辦公室裏，由《紐約時報》一位叫倫納德·傑羅姆的股東負責監管。傑羅姆是溫斯頓·丘吉爾的外祖父。第三支加特林機槍安放在五層時報大樓的屋頂上，占據了公園路、納索街、馬比克曼街的三角地帶，在格裏利大樓旁，但暴亂者根本沒有接近報社。

在這場戰爭後，《紐約時報》的繁榮程度出現了暫時的衰退，因為雷蒙德在政治上投入的時間太多——他已經成了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而且還因為他反對報復性地懲罰南方的態度，冒犯了已經控制該黨的激進共和黨人。盡管有時廣告減少了，發行量一時下降了，但雷蒙德的《紐約時報》仍像以前一樣是冷靜的、不愛爭論的、不劇烈的。它只用一個欄目的標題公布了李將軍的投降，對林肯的遇刺事件也是這樣。例外的是它對特威德（“老板”）和坦慕尼協會[注：威廉·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特威德“老板”，1823—1878），政治機器坦慕尼協會最出名的老板。坦慕尼協會成立於1789年，最初是美國一個全國性的愛國慈善團體，後來則成為紐約一地的政治機構，主要為民主黨服務。特威德結黨營私，侵吞巨額公款，以偽造和侵吞公產罪被捕判刑，後死於獄中。]的反對運動的報道，這是在雷蒙德去世後和奧克斯接管前發生的事情。《紐約時報》沒有使自己背負上沉重的十字架。

特納·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納，在戰後回到了農場。這是一個僅能維持生活的農場，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足夠的食物來養活特納一家。自特納和他的妻子有了14個孩子後，這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第一個出生的是女兒，叫威利·安娜·特納，也就是卡特利奇的母親。在卡特利奇一生所見過的所有女人中，沒有一個能像他母親那樣有效率——她精確地做每一件事情，記得每一件事情，培養她的弟弟和妹妹，管理家庭，因為她的母親幹不動了。母親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懷孕，或者處在分娩後的恢復期，或者受已成為廢墟的南方生活的粗陋現實所限制，而不能指望在她的屋頂下有任何舒適或秩序的奇跡。所以，這個女兒——威利·安娜是一個能通暢地閱讀《聖經》的年輕女人，慈善但嚴厲，掌控了家庭和孩子們。她似乎並不討厭這種任務，認為這是必要的，但隨著她年齡的增長，她學會了越來越多地管理其他人的事務，她發現他們已經完全依賴她了。她經常感覺到這個擔子是沉重的和令人討厭的，但基本上她是熱愛它並且需要它的。

當她的弟弟和妹妹長大結婚並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後，威利·安娜開始幫忙撫養他們的孩子，他們很樂意。威利·安娜也樂意，甚至在她遇到李·卡特利奇並和他結婚後，她也沒有多大改變。李·卡特利奇瘦高個子，長臉，黑眼睛，留著下垂的黑八字胡，是一個虛弱的人，比她小四歲。安娜自己只有兩個孩子，一個兒子和一個大女兒。她安排著時間，消耗著精力，而且似乎很享受在她父親大農宅裏面的那些大型家庭聚會，操持晚餐，而這位老人卻心安理得地坐在他的40個孫子孫女中間。他是一個指揮官似的人物，自豪而且自負。外祖父給年輕的特納·卡特利奇印象最深的是，他如何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的結果，稍微打個手勢，輕輕地說上一句話，他就能讓其他人去滿足他的需要。他是位大爺、老祖宗、老板。特納·卡特利奇後來作為一個政治記者和編輯碰到過許多老板，但他的外祖父是第一個給他留下持久印象的老板。

詹姆斯·卡特利奇在戰後為自己和家庭做得很好。戰後最初的幾年是很糟糕的，實際上根本沒有錢，實行的是一種易貨貿易制度，但隨著南方經濟在世紀之交得以恢復後，在他的孩子們的幫助下，特納的利益開始擴大到農場之外，在奈索巴縣到處開小商店。他在那裏的第一個商店是一個小五金店，然後是一個食品雜貨店，作為農場的延伸，後來是一個藥品雜貨店，最後是一個福特汽車分店。在詹姆斯·特納身上有不擇手段的商人的習氣，這種習氣在他的後代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在他的刺激下他們大多數都努力沖向前去。正如他曾推測的，如果他了不起的女兒威利·安娜能以她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話，那麽特納家族的下一代甚至會做得更好。當然，威利·安娜最大的希望是和她的兒子特納·卡特利奇在一起。